中评智库：美国学者眼中的新冠疫情与台湾

　　中评社香港5月10日电/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昆义教授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5月号发表专文《美国学者眼中的新冠疫情：世界与台湾》，作者认为：特朗普不愿意承认自己应对新冠疫情的态度与过错，除了是他具有白人优越性之外，主要还是在民主国家里，政治人物的声望是决定选票来源的关键因素，所以政策再怎么荒唐与错误，很少人会承认错误或道歉。如果全球“反华、排华”的浪潮一起，台湾人是否就可以马上变脸成为白人，而不遭排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民进党政府若想一再操弄网军抢占国际空间，恐怕最后台湾人民也会在“排华”的浪潮中一起沈沦，这是蔡政府不得不深思之处。文章内容如下：
　　
　　序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持续延烧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怪罪中国，称这是“中国病毒”；4月上旬他又把矛头转向批评世界卫生组织（WHO），称“世卫组织是以中国为中心，搞砸了防疫工作”。当他被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反批“太政治化”之后，特朗普立即反击说：“美国会有那么多尸袋，中国和WHO没责任吗？”

　　一场世纪病毒在全球肆虐的结果，特朗普让世人看到的是怪东怪西，就是不怪自己。但是美国一些重量级的学者并不被特朗普的语言战略给迷惑，纷纷写文章批判特朗普政府松散的防疫态度与政策。有的更是忧心美国会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失去领导世界的霸权角色。尤其是疫后的国际秩序该怎么建立与维持，也是被大家广泛讨论的话题。

　　本文拟就2020年3至4月之间，美国一些重量级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发表的5篇文章，从文本的分析来评论未来世界与台湾发展的取向。其中包括:

　　1、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在《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评论〈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以下简称〈季文〉）。
　　2、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3月号合作发表的专文〈冠状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以下简称〈坎文〉）。

　　3、美国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贝尔法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研究助理克里斯多福·李(Christopher Li)发表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的〈抗击冠状病毒：中国是敌是友? 〉（以下简称〈艾文〉）。

　　4、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3月30日发表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官方网站的〈应对新冠危机，亟须破除唯体制论！〉（以下简称〈福文〉）。

　　5、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教授，也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2020年4月3日所刊登的〈为何新冠病毒使得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以下简称〈奈文〉）。

　　这5篇文章不仅是代表美国重量级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冠疫情的看法，也是被各方引用相当多的几篇文章。本文将以3个子题来讨论他们对新冠疫情与“后新冠时代”的看法，主要有：⑴论特朗普，⑵论国家能力，⑶论国际秩序。当然，在评论这些议题之后，也会延伸讨论台湾在这次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应该也是大家所关注的话题。

　　一、论特朗普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3年多来，他个人的执政风格被批评的地方可不少，也被冠上许多封号，包括民粹主义、部落主义、种族主义等不一而足。而总体的评价则认为特朗普的思维是“民粹主义搭配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之类的结合体，喜欢用自家公司当总裁的作风沿用到政治领导。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优越感，对传统的美国共和党议题颇为感冒，他批评美国太过软弱，希望美国能再次伟大”等。而上述几篇文章，也不免要对特朗普因应新冠疫情评头论足。

　　例如，在〈坎文〉中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待新冠疫情的态度，就提出相当严厉的批评。该文说：“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美国政府最初的疫情应对很糟糕。白宫、国土安全部、疫控中心这些关键部门的失误，削弱了人们对美国治理能力的信心。特朗普总统的公开声明，无论是在椭圆办公室的演讲还是清晨发的推特，在很大程度上散布了困惑和不确定性。事实证明，公、私营部门都没有为病毒检测和疫情回应所需工具的生产和配送做好准备。从国际范围来看，此次大流行加强了特朗普单边行事的直觉，也暴露了美国没有做好准备领导全球的回应。”

　　而在〈艾文〉中，也指出“在试图战胜冠状病毒这方面，美国面临的紧迫挑战并不是中国，而是我们自己未能调动起与威胁相匹配的反应。新加坡和韩国等国的紧急措施实施已实行多周，但美国政府却还停留在否认的阶段”。
　　在〈福文〉中也说：“今天的美国则面临着一场政治信任危机。特朗普当选的基础是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他的35 - 40%的人口，他们在过去的4年里被灌输了关于深度国家的阴谋故事，并被教导不去信任那些不积极支持总统的专家。特朗普总统还持续诋毁和破坏他认为敌对的机构：情报界、司法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至于〈奈文〉中也是批评：“特朗普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所表现的政荒民弊反衬出中国之优。在解散了负责全球流行疾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削减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费预算，限制了形成于非典和猪流感后的中美两国间引人瞩目的资讯共享制度之后，美国政府从否认病毒的存在到把病毒的传播归咎于他国。诚然，病毒不问国籍，不分国界。”

　　从以上4篇文章批判特朗普与他所领导的政府力度来看，也难怪特朗普要把美国疫情延烧的责任怪罪于中国与世卫组织。特朗普开始时是以“中国病毒”称新冠肺炎，尔后又批评世卫组织是以“中国为中心”，扬言终止对世卫组织挹注经费，他对中国与世卫组织的批评，充分表现出白人的种族优越性。

　　一直到特朗普跟习近平通话以后，认为过度把病毒归罪于中国，已经使得美国亚裔人民受到社会歧视与威胁，他才不再使用“中国病毒”，并在记者会上说：“必须确保亚裔族群在全美以及全球各地的安全，因为新冠肺炎的传播不是亚裔族群的错。”

　　特朗普不愿意承认自己应对新冠疫情的态度与过错，除了是他具有白人优越性之外，主要还是在民主国家里，政治人物的声望是决定选票来源的关键因素，所以政策再怎么荒唐与错误，很少人会承认错误或道歉。尤其是特朗普的表现还不只是种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西方文明凌驾于东方文明的一种现象。毕竟，文化现象背后含着各种权力，文化权力从来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屈从于一种文化，就等于屈从于那种文化所强加给对方的权力关系。这也是“东方主义”的主要内涵。

　　几百年来，西方依托自己的论述体系来构建中国和中国形象，从马可波罗时代呈现的一个乌托邦中国形象，到文艺复兴时中华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形象，专制主义形象将中国确定在对立的、被否定的、低劣的位置上，为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提供了必要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国民劣根性的论述体系。这套论述体系一直影响到80年代甚至是现在，东西方存在着“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之别。

　　这种强势的西方文化凌驾于弱势的东方文化的价值，在西方国家一直是有很大的市场取向，所以尽管特朗普与西方国家应对疫情不力，使得美国确诊病例窜上全球最高，各国也对疫情束手无策，但是这些国家政治领袖的声望还是能节节高升。
　　英国《金融时报》整理各地的民调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大部分民主国家领袖支持度都上升，平均达9%，如法国的马克宏、德国的梅克尔、加拿大的杜鲁多等人声望都脱离谷底，而一齐上升的还有澳洲莫里森，以及主张“群体免疫”的英国首相强森（Boris Johnson）。强森还因自己被确诊病例进医院治疗，反而是声望升幅最大的一位。另外，特朗普的支持率也上升到接近任内最高纪录，由40%上升到49%。可以说，瘟疫来时，大家都鸡犬升天。

　　其实，民主体制的领导人在应对疫情与执政不力时，最有力挽救声望的做法却是“危机”，危机反而是他们声望的转机，这一点不仅这次新冠疫情作了最佳的见证，也印证在台湾今年初的大选。由于民进党藉着香港反修例风波操作“亡国感”，让蔡英文在执政不力之下，反而获得超高的817万票，民进党的“立委席”次，也再次一举过半。

　　所以，特朗普在美国发生疫情危机时刻，大打“反中”、“反世卫组织”的“仇外牌”来拉高自己的声望，这是否是向民进党的选战策略靠拢，以特朗普政府与蔡英文政府的关系那么密切来看，应该是虽不中，亦不远矣！

　　二、论国家能力

　　在美国几位重量级国际关系学者的眼中，这次“国家能力”也是被讨论相当多的议题。例如，福山就明白地指出：“判断国家是否有效应对危机的分割线，不应简单地将集权政体置于一边，而将民主政体置于另一边。相反，将会出现一些高效的集权政体，与另外一些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集权政体。民主国家之间也会面临类似的差异。政府绩效的关键决定因素将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

　　而在〈坎文〉中，也直指“白宫、国土安全部、疫控中心这些关键部门的失误，削弱了人们对美国治理能力的信心”。“在过去的70年中，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仅建立在财富和实力上，也是依托于美国国内治理、全球公共财的供应、召集和协调全球危机回应的能力与意愿所带来的合法性。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在考验美国领导力的三个要素。目前来看，美国没有经受住考验”。

　　另外，〈艾文〉中也提到：“若中国通过控制疫情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所谓民主的、权力分散的美国政府还仍在疫情里不断挣扎，那么美国对中国过去采取措施的反对态度，在许多人听来就会像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所以，〈艾文〉更明白地说：“美国要明白，面对自己失败的丑陋事实，美国要正确地认识中国和中国的成功”。

　　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从初期的松散，到后来疫情蔓延到美国全境，这说明了美国防范新冠肺炎的国家能力不足，也说明特朗普政府的治理能力不及中国。当然这也引发到底是民主体制或专制体制治理能力孰强孰弱的争论。
　　这个问题就像〈奈文〉所说的“病毒不问国籍，不分国界”，也就是病毒本身不会分什么民主体制或专制体制。这也呼应〈福文〉所称，政府防制新冠肺炎的绩效不在体制，而是在国家能力的问题。

　　但是，由于台湾的防疫能力成功，不仅被各国传扬，台湾的驻英代表林永乐更投书《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说：“台湾这次对抗新冠肺炎的经验证明，不用威权国家的专制手段，民主国家仍可以成功对抗疫情。比起中国专制手段，台湾是管理流行疾病的更好民主模式。”

　　如果是如此，那么防疫是否有“台湾模式”存在？任职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台籍研究员邱贞嘉就认为，所谓“台湾模式”，应该就是指“专业领导、重视科学资料、‘中央’与地方协调”。

　　问题是“台湾模式”是否就是真正的“民主模式”？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罗智强说：“新冠肺炎的威胁已造成台湾人民焦虑、经济萎缩、百业萧条，唯独民进党滥权、扩权、违反民主法治的行径更为猖狂，民进党政府在防疫掩护之下，掌握空窗期，企图在520就职前，就加速政治‘超前部署’，建立‘新威权’体制。”也就是，台湾防疫成功并非单纯的是民主体制的问题，其中还渗透着从去年民进党操作“抗中”的选战策略，对陆客、陆生与在陆台胞可以采取完全禁足的“杀无赦”的手段，这也让民进党所宣扬的“人权价值”遭到质疑。

　　事实上，民进党政府在防疫的策略上，也是采取威权的手段，这不仅只是对大陆方面，像是在2020年清明连假期间，台湾11处景点和夜市人潮爆满，防疫中心立即提出警告，让人潮一下就消失不见。而当一名酒店公关成为确诊病例，全部的有女陪侍的酒店、舞厅等都被下令暂停营业。这种一声令下，全部封杀的手法，虽然不比武汉全面“封城”的做法严厉，但同样是一种威权的操作模式，不用五十步笑百步。

　　反观，美国、欧洲，甚至是澳洲在疫情肆虐之下，最后也不得不采取封城、封州的做法，完全民主的防疫做法，只是一种真空的模式，不可能真实存在。这也印证福山称防疫无关体制问题，而是国家能力问题的说法。

　　三、论国际秩序

　　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最关心的当然还是“后新冠时代”国际秩序的问题。在〈季文〉里，季辛吉呼吁：“无论这场抗击危机的战斗多么浩大、多么必要，都不应挤掉这个紧迫的任务：为过渡到后新冠时代的新秩序建立一个平行机制。”他认为这个平行机制可以藉鉴“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计划”的设计经验。而相关的课题包括：第一，增强全球对传染病的抵御能力；第二，努力治愈世界经济的创伤；第三，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
　　在〈坎文〉中也忧心地提出：“当华盛顿方面踌躇不前之时，北京方面正迅速巧妙地利用美国的错误所带来的空窗期，填补真空，成为应对这场大流行的全球领导者。中国正努力宣传自身制度，向他国提供物资援助，甚至组织其他政府抗疫。中国明白，如果其他国家将自己视为抗击疫情的领导者，认为美国没有这样做的能力或意愿，这种观念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21世纪全球政治和领导地位角力中的位置。”

　　这是因为当美国疫情严重泛滥之时，中国却已宣告抗疫战斗胜利。大规模隔离、交通停摆、全国范围内日常生活基本停止，这些措施因控制疫情扩散得到赞誉，习近平还因此特别到武汉视察。尤其是当武汉“开封”之时，美国的确诊病例却超越全球，让两国战疫政策形成强烈的对比。

　　另外，〈奈文〉中也提到：“美国和中国能否持发展的态度促使双方合作，这体现在为处理全球性流行疾病和气候变化上提供全球公共财，同时又在传统大国竞争领域中角逐？美国能否对‘合作的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运用自如？夸大恐惧和分析最坏情况也许会让这种平衡政策变成无稽之谈。”

　　当然，美中该如何应对疫后世界，〈奈文〉指出，当前的新冠病毒危机是一场考验。首先，双方应同意缓和降温舆论战。第二，应该认识到，如果1918年（西班牙流感）是一个先例，应该有前车之鉴，在那第一波浪潮消退后看到新冠病毒未来的浪潮，并且必须更好地为此做好合作准备。第三，新一波新冠病毒的浪潮将会冲击更加贫穷的国家，这些国家应对能力更弱。出于自身利益和人道主义的原因，美国和中国对于共抗疫情应共同对联合国新基金（a new UN fund）宣布提供慷慨捐款，此项捐款对所有国家开放。第四，考虑到人类对这种新冠病毒仍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应该恢复10年前科学家们和医学专业人士之间的密切联系网。更好的应对办法是，增加一个由美中高层领导人担任主席的关于新冠疫情高级别委员会，以提供政治上的便利，废除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

　　可以说，“后新冠时代”国际秩序的建立，还是有赖美中的合作。大陆学者黄仁伟就认为，国际体系的新趋势开始出现，朝着未来世界新体系的新秩序方向在走。如果能够成功控制疫情，需要有成功的国际治理模式；如果这个国际治理模式不能出现，疫情控制就会失败，而且会非常严重。这就看大国如何选择了。
　　事实上，以欧美国家在抗疫的过程还是不断出现“反中”的声音，还是让人对“后新冠时代”国际秩序的建立不容乐观。这就像黄仁伟所说：“疫情在世界范围大流行以来，反华浪潮迅速上升，并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在欧洲已经出现了，丹麦总理直接拒绝中国的援助，意大利拿了中国援助后媒体还在骂我们。欧洲反华情绪由从民间排华到舆论攻击，再到欧美可能联手。如果欧盟成员国越来越多走到另一面，反华情绪就转化为中欧关系的倒退了。美国舆论就更负面了。特朗普和蓬佩奥、彭斯带头辱骂中国，而且有社会基础。反华排华浪潮一旦出现，就会来第二个问题，大量华人要从海外回中国。这又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社会后果以及疫情的二次爆发。”

　　在这种现况下，蔡英文政府却不自觉，以为只要自己亲美，就不会被列为“反华排华”的对象。所以绿营网军不仅攻击大陆的防疫政策，也大举加入攻击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的行列，这引发谭德塞的不满，大骂台湾人对他人身攻击，台湾人充满种族歧视的心态。

　　对此，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则声援谭德塞表示，“关于世卫组织涉台问题，我们已经多次表明立场。民进党当局‘以疫谋独’不择手段，恶毒攻击世卫组织及其负责人，纵容绿营网军肆意散布种族歧视言论，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朱凤莲还强调，奉劝民进党当局立即停止政治操弄，藉疫情破坏一个中国原则和谋求加入世卫组织的图谋是不会得逞的。

　　民进党想要加入世卫组织，这是众所皆知的事，但是以不文明的手段进行人身攻击，是否真的能达标，恐怕只会离国际组织越来越远。

　　尤其是如果全球“反华、排华”的浪潮一起，台湾人是否就可以马上变脸成为白人，而不遭排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民进党政府若想一再操弄网军抢占国际空间，恐怕最后台湾人民也会在“排华”的浪潮中一起沈沦，这是蔡政府不得不深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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