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中日韩三边合作与全球治理

图：会议截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驻大韩民国大使邱国洪就“用好中韩抗议合作成果，共推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合作深化”主题进行发言（图：会议截图）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刘鸣就“疫情加剧中美对抗关系与中日韩合作的新挑战”主题进行发言（图：会议截图）

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崔文就“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前景”主体进行发言（图：会议截图）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金永明就“新冠疫情影响与中日韩作用”主体进行发言（图：会议截图）

　　中评社北京6月4日电（实习记者　潘莹琪）6月3日，察哈尔学会举办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中日韩三边合作与全球治理”的线上研讨会。与会嘉宾以5月24日王毅外长在中外记者提问会上展望“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前景这一背景进行发言。与会学者认为中日韩三边合作在“后疫情时代”充满机遇，区域经济合作前景光明。但机遇与挑战并存，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后疫情时代”能否推动中日韩区域性治理机制建设尤为重要。

　　会议由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兼延世－察哈尔中心执行主任张忠义主持，与会嘉宾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原驻大韩民国大使邱国洪，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刘鸣，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崔文，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金永明。

　　张忠义在会议开始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使许多国家措手不及且付出巨大代价。而在疫情中表现较好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结合各自国情采取相关措施，从结果来看，控制防范工作较为成功。在此情况下，疫情之后如何开展中日韩三边的合作便成为首要考虑问题，能够为与其他国家的进一步合作开创先例。紧接着会议议程进入四位嘉宾发言阶段。

　　邱国洪：用好中韩抗疫合作成果，共推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合作深化

　　邱国洪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冲击和影响，对国际关系、对地区、对全球化都会带来影响。“后疫情时代”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的，“后疫情时代”中日韩三国合作如何推进？思考这些问题有利于引领未来全球治理。中、韩、日、三国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虽然各有特点，但都富有成效，并且最有可能率先克服疫情，这意味着中日韩三边合作也可以尽快展开。

　　邱国洪就主题表达三点的看法，首先，中韩在抗疫方面高效良好的合作对“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合作深化发展有一定的预示意义和助推作用。理由在于：第一，中韩抗疫期间的良好合作提升了中韩双边关系水平。习近平主席与文在寅总统在疫情爆发后的短时间内先后通了两次电话，共商如何对抗疫情，就国际和地区重大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两国外长、部长级人物也进行了许多视频会议。务实的会议和磋商，短时间内密集、高层级的沟通和交流是近年来所没有的新情况。这种合作提升了中韩双边关系，对“后疫情时代”中韩全面提升合作水平、共同推动中日韩三边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第二，在全球抗击疫情中，中韩拥有很多“率先”，如中韩率先建立由外交部牵头，两国卫生、教育、海关、移民、民航等部门参加的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并取得了显着成果。联防联控机制还带动中日韩三国建立合作抗疫机制，目前取得成果虽较为微小，但三国卫生部长会会议、有关部门对口研究具体措施的问题得到了讨论。三国在抗议期间开展的合作，在后疫情时代会起到带动、助推作用。第三，对于中韩两国来说，快速恢复经济也是重要、急迫的议题。建立快速通道既实现抗疫，又实现了复工，这是一种务实、有效的合作方式。快捷通道也保证了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的顺畅运行，使得产业链能够运转。中日韩三国产业分工合作的现实情况使得中韩快捷通道的举措拥有延伸至中日韩三国合作的可能性，对确保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的稳定有预示和助推作用。

　　邱国洪认为，“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合作有望迎来不断加速的良性发展。中日韩合作从形式上看形成了以领导人会议为核心、21个部长级会议为主体的合作形式，务实合作涵盖经贸、教育、旅游、交通、信息、海关、环境、科技等近30个领域，形成了全方位的合作体系。但是实际上中日韩合作并非一帆风顺。危机催生合作，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也是一次合作契机。邱国洪大使相信由中韩带头的中日韩三国联合抗疫合作定会成为中日韩合作进一步加速发展的机会。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期待：第一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在“后疫情时代”取得突破并最终签署的可能性增大。疫情过后尽快恢复经济发展是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全球范围内，在中日韩三国在抗疫方面都采取有效的措施、有望率先走出疫情、实现复产这一个背景下，中日韩三国合作必不可少。现今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已形成分工合作的格局，相互依存程度深，因而疫情之后中日韩三国合作意愿会明显增强。第二是中日韩自贸协定若能实现突破和最终签署，现在中日韩之间的“中韩＋1”、“中日＋1”、“韩日＋1”机制可以面向全世界，多种形式“＋1”会迎来活跃发展期。第三是中日韩之间的人文交流将会扩大，一些现存的不便利状态在“后疫情时代”将有所改善。

　　邱国洪指出，“后疫情时代”的合作需要面临不少挑战和困难，而其中最大的挑战即反全球化逆流和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美国在全球采取各种方式遏制中国，也会利用美日美韩同盟关系对日韩施加压力，在军事安全和高新科技领域全面反对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关系及合作。其次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在于中日之间、韩日之间存在历史问题，主要集中在军事安全和领土纠纷。邱国洪大使引用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12月成都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深化三国合作的六点建议，即“夯实互信根基，维护合作大局”、“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合作方向”、“加速自贸谈判，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创新合作，打造新增长点”、“密切人文交流，筑牢友好纽带”、“开展环保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这在“后疫情时代”依然有启示意义。

　　最后，邱国洪表示，“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合作不断加速是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挑战、制约和曲折在所难免。如果中韩两国能利用现已取得的成效共推“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合作深化，则所面临曲折将会减少。

　　刘鸣：疫情加剧中美对抗关系与中日韩合作的新挑战

　　刘鸣引用基辛格认为此次疫情是全球性的疫情的论述，认为疫情之后的国际秩序会发生重大变化，在中美竞争关系中，中日韩之间如何进行合作值得思考。
　
　　刘鸣认为疫情后中日韩之间的关系有以下几个重点：第一，所谓供应链和价值链需要重点考虑。医疗设施、医疗设备过度集中在中国生产，遇到疫情交通运输问题，这些物资可能无法正常运输到各个需要的国家。因而今后医疗设备、医疗设施的供应链会得到调整，需要中日韩之间进行充分协调。第二，现今价值链和供应链的零部件是分散的，如何应对危机、避免出现重要的零部件断档也需重点考虑。第三，如半导体、汽车等产业在中国拥有很大市场，任何所谓关于供应链迁回本国的看法和进行的调整必须首先尊重私营企业家的想法和利益考察。根据日本方面的调查，85%的日本企业希望留在中国，目前中国的状况对其发展有利，复工复产状况良好。中日韩之间应进行理性协调，不能随便打乱和完全打断某些行业的供应链和生产链，否则将会对疫情后复工复产和今后东北亚长期经济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刘鸣表示，中日韩三国甚至是世界其他国家疫情后复工复产都会面临企业遭遇困难的问题。中日韩三国作为紧密邻邦、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的三个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方面要加强协调，包括金融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国债等。

　　刘鸣关注到张文宏医生提出可能存在的第二波疫情，认为中日韩之间要采取更多的预防性措施。在具有充分时间以及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中日韩之间应进行协调。三国在抗击疫情上形成的机制除了纵向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外，是否能在横向上建立合作关系值得关注。刘鸣研究员认为，疾病防治方面要优先考虑建立机制，而中日韩三国在机制建立问题上需要加强交流，如人员培训、抗疫经验等。

　　刘鸣指出，地缘政治也是中日韩关系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美国对华为和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打压，今后可能会牵扯其他高科技领域。5G生产部署中，中日韩之间的半导体产业有许多相关合作，是紧密的生产供应体。但由于三方均需使用美国技术，三国合作会受到美国禁令的影响。对于美国过分采用政治安全的手段打压中国的行为，中日韩三国需要保持警惕，要确保三国经济发展不受到地缘政治的过度影响。

　　刘鸣还表示，目前中韩关系良好，文在寅总统在这次疫情中顶住国内反对党、保守党的压力，保持中韩之间正常交通往来与合作。中国要抓住机遇推进中韩合作。中日关系方面，习近平主席原定的访日计划能否实现尚未明确，但疫情中日本方面给予中国许多支持和帮助，说明中日之间依旧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关系，中国也应与日本加强合作，推动明年奥运会的顺利举办。

　　崔文：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前景

　　崔文表示，中日韩三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日韩三国就疫情信息防控措施、出入境人员管理等保持了密切的合作，从而有效遏制病毒本地区的扩散。下一步的契机为复工复产，如何加深三国之间区域经济合作显得尤其重要。“后疫情时代”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后疫情时代”需要中日韩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共同走出经济萎缩局面。现在世界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的时期，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促进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打造新产业和新业态是中日韩三国共同面临的问题。目前中国已经制定并正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由此推动信息化、智能化的长足发展。庞大的中国市场欢迎日本和韩国企业的投资，健康医疗、智能制造、5G等领域将为中国、日本、韩国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需要中日韩加强合作。

　　崔文表示，中日韩的经济合作已从过去的产业互补型变为如今的产业链合作，中日韩经济的一体化密不可分。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无法达到6%，日本和韩国甚至可能出现－1%的负增长。因此中日韩三国如何广泛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摆脱目前经济萎缩的局面，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自5月1日起，中韩两国率先开启了快速入境通道，开通一个月以来，韩国的三星、LG、SK等大企业以及中小企业向中国派遣了1000名以上的韩国护工人员到中国参加工作。中韩两国正携手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困局，尽快恢复受损的产业链，保障物流网和供应链的安全顺畅，为经济复苏作出了积极努力。

　　第二，“后疫情时代”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尽早达成协议，对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具有深远意义。中日韩自贸区是一个人口超过15个亿的大市场，若自由贸易区内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被取消，三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福利将有所增加；且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联合起来的自由贸易区，将与北美自贸区、欧盟并驾齐驱，且将成为更有朝气的巨大经济体。

　　崔文表示，目前为止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已经进行了16轮，三方一致认为建设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符合三个国家的共同利益。目前较大的挑战性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谈判的难点集中于敏感产品和敏感行业的关税设定以及关税措施安排等方面。此外在投资的市场准入方面，特别是服务业领域、金融领域的市场准入，日本和韩国希望中国实现更大的开放，开放幅度是接下来的一个谈判重点。中国期待谈判尽早达成协议。除此之外，今年下半年习近平主席可能访问韩国与日本，三国领导人的互访将开辟中日韩三国关系新未来、加强政治引领，推动中日韩三国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三国人民。

　　崔文认为今年4月韩国进行的第二十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值得关注。作为执政党的共同民主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国会议员当中亲中人士大为增加。韩国新的政治格局将有力推动中韩关系走向更高阶段。

　　第三，中国应该与韩国一起共同推进对朝鲜的经济合作，帮助韩国摆脱美国的束缚和压力。文在寅总统执政后提出了韩半岛新经济构想，把韩国经济发展的领域扩张至朝鲜以及中俄大陆地区，由此开拓经济发展新路径，确保新的增长动力，进而推动东北亚和平和繁荣。文在寅总统还通过与金正恩宣布了《板门店宣言》和《平壤宣言》，表达了划时代全面改善朝韩关系的决心。但宣言一些合作项目由于美国的反对一直未能实施。韩国走出对朝合作的实质性一步需要中国的支持。除此之外，韩国是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重要国家，“一带一路”与韩半岛新经济构想产生共鸣。中韩可以在疫情缓解后共同推进不在国际制裁范围内的对朝旅游合作和医疗保健领域合作，打开朝韩关系改善的突破口。既有利于朝鲜半岛的稳定，又将削弱美日韩安保合作，有助于韩国摆脱美国的束缚和压力，提高中国在半岛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金永明：新冠疫情影响与中日韩的作用

　　金永明分三个方面对“新冠疫情影响与中日韩作用”进行阐述。首先，由于新冠病毒的来源、传播的路径、溯源性问题并不清楚，因而各国对疫情的应对模式主要是根据传统传染病类加以处理，即采取隔离的措施，目的是切断传播源、传播路径。东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三国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基本抑制疫情的蔓延和扩散。韩国政府在此次疫情中的果断决策，韩国拥有大范围检测能力和强大的医疗物资储备能力使韩国抗疫取得成效。日本的基本方针是医疗资源重点向急需领域倾斜，确保确诊患者的病床，降低死亡率，避免医疗事故。东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三国，虽然现已基本控制了疫情，但还需要警惕第二波或第三波疫情。

　　其次，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进程。这次疫情中有4个方面的影响和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一是政治上，疫情应对的主导力量是国家，领袖国家角色缺乏。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是美国为主的国家采取了“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政策性目标和做法，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担当领袖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新冠疫情促进了“无极化时代”，全球治理体系的功能和效果明显削弱。

　　二是经济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新布局。新冠疫情中采取传统的隔离手段，影响人员、物资等流动。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国家提出主要商品、高附加值产品以及具有战略性价值的产品重回国家生产的政策性建议。但产业全球性布局是由长期以来经济发展规律所形成的格局，产业布局关联如投资行商环境、基础设施配套等众多因素。全球产业布局近期内若要调整也只能在小范围进行，不会出现较大变化。相关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沟通和协调，扩大共同利益，减少投资风险，避免出现供应不上等状况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三是技术上，新冠疫情引发新的产业革命和生物医学革命。疫情采取隔离手段对传统产业带来沉重打击，利用元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形成的新产业相应扩大了就业的范畴和工作的方式。今后在网络通讯技术设备上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除此之外，为了尽量减少疫情损失，最重要的是开发可以普及的药物和疫苗，相应医疗技术和设备也会成为发展的重要趋势。

　　四是教育研讨上，上课、开会出现新的模式，如视频会议、网络教育等。今后如何维持这样一种状态，如通过相应的法律规章来确保这种运作模式也会提上议事日程。
再者，金永明研究员对区域性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和中日韩的作用进行阐释。

　　全球治理的主体是国家和国际组织，规则和制度需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加以制定和实施。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和国际组织具有“制定者”和“执行者”双重功能。现今世界范围内出现多个国家转向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使得多个国际组织运作受阻。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性治理机制将会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弥补全球机制的功能缺失。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的共同作用更加明显。中日韩三国要充分有效扩大合作需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沟通和协调，改善双边政治关系。二是采取具体措施，尤其应加强三国之间经贸活动进程。三是扩大合作的效果和影响，为推动全球治理作出贡献。今年若中日韩三国能够缔结中日韩自贸区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合作协定，将会对世界起主导和引导的作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做出中日韩的贡献。

　　金永明最后对中国的角色及应对之策进行阐释。疫情把中国推到世界局势最前锋、最前沿，中国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人类传染病灾难，既没有防备也没有准备，没有任何经验和模式可供借鉴，因而只能采取传统的隔离方法。但中国通过人才资源优势、传统医学优势以及全民的努力等国家优势有效控制了疫情，体现了中国的综合实力。这样的实力表现在物质的保障能力、人员的调配能力、工程建设的配置能力、信息科技的应用和维护能力等。但与此同时，世界范围也出现了新的中国威胁论，尤其是在仍由西方主导舆论和议题的信息化时代，中国在舆论上面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如何应对舆论战及明辨是非，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在有利的外交姿态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髓、采取综合性措施正确处理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将是中国受到尊重并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关键。

　　随后，四位嘉宾就讲座听众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简要回答，张忠义进行会议总结。他表示，目前中日韩三国合作基础和障碍共存，三国合作也增加许多变数。中日韩三国如何合作，甚至东北亚国家如何合作，如何构建共同体，在那些领域合作，如何在维护现有成果基础上建立新的合作框架等问题都值得思考。中日韩三国应共同增进福祉，推动世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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