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中国的增长模式转变与必要的改革

“疫情与国际新挑战叠加下的中国经济展望”论坛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新书发布会（中评社图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中评社图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数字金融中心研究员王勋（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8月15日电（实习记者　齐媛）2020年，中国要在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开始向第二个“一百年”目标迈进。值此“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中美两大著名智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组建联合课题组，对未来三十年的中国经济展开了前瞻性研究，研究成果中文版《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月13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特邀课题组专家联合举办“疫情与国际新挑战叠加下的中国经济展望”论坛暨《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新书发布会在线上举行。论坛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查道炯分别进行主题演讲，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数字金融中心研究员王勋主持论坛。黄益平在演讲中指出，未来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三个新挑战，需要坚持四个关键的改革方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聚焦中国的增长模式转变与必要的改革，关注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政策会有哪些转变。对于过去改革政策的逻辑和效果，黄益平指出，市场化趋势是大方向，但同时政府“看得见的手”依旧十分活跃。“双轨制”改革策略是维持经济与社会稳定的要求，这也就导致了“不对称的市场化”，即一方面产品市场基本放开，而另一方面，要素市场如土地、能源、资本、劳动力市场等存在扭曲，这些扭曲实际上是为支持“双轨制”改革的政策落地，以实现获得市场化好处的同时完成平稳过渡的目标。这一经济政策备受争议，乐观的人说我们在朝向市场化方向走，不乐观的人会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依旧较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套政策框架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然而，自2010年起，中国的GDP增速已经从10%以上下降到6%，增长速度已大幅放缓。这一经济增长减速有周期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趋势性和结构性的因素。

　　黄益平提出，未来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三个新挑战。其一，从低成本到中高成本的挑战。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已不复存在，原本充满竞争力的产业已难以为继。中国正面临严峻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其二，从全球化到贸易战的挑战。中国近三十年的长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但随着中国由小国经济到大国经济转变，体量增加，经济规模增加，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力增加，而外部经济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全球贸易与投资壁垒提高，必然会影响外部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由此政府所提出的内循环和外循环便十分重要。其三是从人口红利到老龄化的挑战。中国每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800万，而老龄人口增加1200万，抚养比可能从2019年的41%上升到2049年的66%，将深刻影响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储蓄及社会保障。但相应的，挑战亦是机遇，若能充分利用老龄化所带来的机遇，亦会有很多新的机会产生。

　　黄益平表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存在障碍，其中可能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导致了近期经济增长持续下降。一方面，经济环境确实发生了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去的要素投入型转向了创新驱动型。另一方面，“双轨制”改革政策遇到了瓶颈，未完成的改革开始约束经济效率，也不能有效地支持创新。

　　因此，黄益平指出了几个关键的改革方向。第一，终结“双轨制”改革策略。平等地对待国企、民企与外企，实现竞争中性、公平竞争。减少对国企政策功能的依赖，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第二，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取消户口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的产权安排，支持农民工市民化。改革金融体系，实现市场化风险定价，平衡金融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第三，保护知识产权，增加基础研究收入，改善诸如补贴与国产化率等产业政策工具，建设基础设施，消除政策障碍，支持创新与产业升级，并充分重视对国际市场的溢出效应。第四，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明确进一步开放的承诺与时间表，构建全民开放的新格局，在与国际经贸体制互动过程中，灵活处理（发展中）国家地位议题。

　　黄益平在圆桌讨论环节中指出，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非常高，但更大的问题是进入高收入门槛后，还能不能持续地往上走，防止回落。关键挑战在于能否创新，持续提高经济效率，适应高收入水平的经济增长。具体到金融体系来说，首先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在创新方面有优势。其次，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仍呈现出间接融资、银行主导的特征，黄益平指出，我们可以学习德国和日本的银行如何支持创新。再次，加强金融创新，如疫情期间的新型互联网银行就是很好的尝试。最后，要牢牢把握监管方向。过去四十年中国的金融体系很稳定，中国可能是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中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这有赖于持续高增长和政府兜底，但这两条现如今实际上越来越靠不住。中国的监管框架有其形无其实，需要一场根本性的改革，以有效监管风险。

　　关于数字经济，黄益平表示，数字经济在我国已有长足发展，电商目前占社会零售总额的20%以上，发挥了非常突出的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比如疫情期间的互联网银行，尤其是新型互联网银行和传统银行合作发放贷款，发挥了重要的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对此，黄益平提出四点展望。第一，这场疫情凸显了无接触经济的价值，进一步提升了对无接触交易的肯定。第二，机器人在未来完全有可能弥补劳动力的短缺问题。第三，疫情过后，政府大力支持“新基建”，对数字经济增长很有利。第四，技术的突破，尤其是5G的落地对数字经济会有新的突破性改变。黄益平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化趋势，我们很有可能在一些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进而引领新一波全球化浪潮。数字技术日益将全世界进一步连在一起，新的载体很可能就是数据。有理由相信，以数据主导的新一波全球化必将来临。

本文网址：http://www.crntt.cn/113091.html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