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答中评：拜登会否打香港牌？
中评社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张爽 实习记者 张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对中评社表示，拜登上台后，特朗普政府所造成的“香港牌”在中美关系中的冷战角色的定位整体上不会改变。拜登政府仍然会使用已经制定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香港自治法案”，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多层复杂博弈。拜登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会对香港平台有一定的缓和与保护性的调整，但在人权和民主的议题上很可能会更激进。
田飞龙对中评社说，“香港牌”在特朗普的四年任期中，在外交政策和法律上已经固化为中美关系全面质变以及新冷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战战场。中国为了维护自己主权和发展利益，进行了相应的法律、外交、政治上的全面接战，形成了一个所谓“香港新均衡态势”。香港国安法是这一新均衡形成的制度标志。
至于拜登上台之后，美国是否会在打“香港牌”上有一些变化，田飞龙认为，特朗普政府所造成的“香港牌”在中美关系中的冷战角色的定位不会改变，拜登政府仍然会使用已经制定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香港自治法案”，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多层复杂博弈，“不能期待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就会放弃香港牌、中美关系在香港问题上就会回到过去，其实过去也没有那么美好。”
田飞龙对中评社说，拜登会基于民主党的全球治理路线，以及对中美经贸议题的不同思路，对香港平台会有一定的缓和与保护性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美国在香港平台以及通过香港平台与中国市场连接起来的庞大商业利益，这是拜登的选举基础（华尔街金融集团、跨国公司与全球化精英等）向拜登所要求的东西，拜登在这方面会展示出缓和的一面，会在经济制裁与贸易战方面调低对抗烈度，寻求适度恢复利益与合作空间。但是由于民主党奉行软实力上的全球进攻主义，在人权和民主的议题上很可能表现得比特朗普政府更加激进，在援助所谓香港反对派来维护或者追求人权和民主方面，拜登政府会延续既往的民主党传统，这会使得香港反对派可能会获得另外的支持资源。
“‘港独’在香港本地受到国安法的钳制，但是在国际化路线上可能会受到美国民主党的支持，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还是要用法治的手段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讲好“一国两制”故事、做好关于依法管治香港有关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才能够根据拜登政府对‘香港牌’利用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反制，同时保留合作的立场和空间。“田飞龙说。
田飞龙对中评社说，今年11月11日，全国人大做出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之后，从美国到欧洲尤其是英国，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他们认为中央对香港议员资格以及民主制度的管理是在破坏“一国两制”，是在压缩高度自治，这表明欧美国家对“一国两制”并没有真正地出于法理与立法原意进行理解，而是仅仅从自身利益，甚至从自身的政治价值观的偏见出发。“香港的民主规范如何重建，特别是疫情结束之后，新一届立法会如何选举，哪些人符合参选的资格，这些是特区宪制秩序内部的事务。在泛民议员总辞、重新参选门槛升高的条件下，香港的反对派如何调整自己的角色，民主游戏怎么持续下去等等问题，需要香港社会在高度自治之下自己来回答。中央的决定只是提供了符合宪法与基本法的框架规范和秩序，香港民主舞台上怎么具体跳舞、博弈甚至斗争，还是香港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只不过民主自治有了更加完整的法律规矩，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拉布、揽炒和寻求颠覆性政治目标了。”
田飞龙表示，在香港国安法之下，尤其在全国人大决定有关香港民主规范的最新的法律框架之下，以往的揽炒式拉布以及通过议会来追求完全自治和“港独”的危险政治游戏已经结束，新的政治游戏规则、规矩框架正式确定。如果香港反对派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据此调整选战立场和议员行为规范，就只能在政治上日益边缘化和出局。
“现在的问题是香港的反对派如何适应新的民主游戏规则和法律框架，其适应的结果也会影响到香港民主政治如何再出发。现在留任的立法会议员以建制多数占主导，这给建制派出了一个大难题，在反对派拉布以及对抗的压力结构性消解的情况下，他们如何向香港市民和全世界展示，他们也可以是民主派，他们与政府之间不是简单的应声虫和橡皮图章的关系，而是也能够在基本法之下体现出立法对行政在宪制上一定的制衡功能，能够理性地辩论，能够对政府提出的拨款、法案进行合理和富有质量的审议，展现出代议政治代表的能力素质，从而取信于香港市民，也为未来立法会的选举打下扎实的民心民意基础。”田飞龙说，当建制派在短暂的时空中要唱政治独角戏的时候，独角戏的段位要求反而变高了。香港市民会自然而正当地期待：现在是你的舞台和你的镁光灯，请跳好你的民主政治舞蹈。这对建制派如何政治重生，如何去覆盖以及争夺原来由泛民所垄断的香港民主的话语权、议会制衡的话语权以及广泛的中间选民资源和基础，是一次重大的挑战，也是一次关键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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