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台湾大专院校的“中国研究”

　　中评社香港4月25日电/台湾实践大学博雅学部副教授蔡裕明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4月号发表专文《台湾大专院校中的“中国研究”课程回顾与发展》。作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研究成为显学，和中国崛起、各国亟欲瞭解中国以有利于未来与中国互动合作之背景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在“需求”之下而产生的荣景。既然如此，瞭解“需求”究竟为何，理应是大学阶段的中国研究教育所应该传授的内容之一。倘若能让学生在学期间，即能掌握若干市场的需求，势必能提升渠等未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基础性”方面，学生在获致基础性的知识之后，可以将这些知识作为进一步深造或自行研究的垫脚石，而非仅是片断零碎的理解。而最后不论学生对于中国的看法为何，面对中国将不再仅是想像而是真实的客观存在，更是台湾未来难以回避的现实与挑战。文章内容如下：
　
　　一、前言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快速发展崛起，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一举一动，皆吸引各国侧目。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或出于经贸利益或“国家安全”原由，皆要求深入瞭解中国以为政策制订之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展开各式各样的互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各地学术界对于中国之研究，被赋予深切期待，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近年来在全世界成为显学即是明证。在国际间，除部分早有中国研究传统的老牌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英国的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以及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之外，越来越多的学校陆续成立中国研究中心，①甚至进行跨校整合与合作。

　　台湾自从解严之后，有关于中国大陆之状况与研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界所关注的焦点与显学之一。这可以从几个部分看到，首先，各大专院校或民间机构纷纷成立有关于中国研究的相关系所或研究单位，或在通识教育中心开设相类似的课程；其次，民间的智库或研究中心接踵从事中国研究，并出版相关的学术刊物或举办研讨会；再者，台湾主要政党也成立中国研究的单位；②此外，大专院校由于开设课程的需要，也在通识“教育部”门开设中国研究类似的科目，教师也可从事有关于中国研究的系统性著作；最后，台湾部分“国家考试”将大陆研究或两岸关系列入考试科目。
　　也就是说，从社会舆论、学校、政党与政府均强调研究与认识中国大陆的必要性，并认为瞭解中国对于未来发展与两岸关系互动为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不可避免的，在大专院校开设中国研究的课程有其挑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从解严到现在，台湾内部的政治局势往往牵动着两岸关系的发展，也左右对于中国的理解与认知，并援引中国究竟是敌人或朋友来扩大“台湾vs.中国”的论述。也因此在讲授有关于中国事务时，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加入授课教师自身的认知与判断，且高中的课纲多凸显台湾史的重要性，并将中国视为“外国”看待，或因课程变动将中国的议题列入国际关系等通识课程的一部分，使得对于中国大陆的瞭解出现偏颇或不够全面与客观的问题。

　　二、“中国研究”在台湾之发展

　　将事物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表征。在进行“名词界定”的过程当中，可以看见统治机关如何认识到“他者”(the other)存在的意义与本质。中共、中国大陆与中国这三个相近的名词在台湾官方与民间的论述上有何不同？所谓的中共，一般所指涉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时期，由于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PRC)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改以政党的方式来称呼。而中国所指涉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中国大陆的用法则较为以地理较为中性的方式来称呼，台湾官方的正式用法为大陆二字。③

　　为何台湾会有中国研究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问题会形成“溢出”(spill-over)的效果，并对台湾的安全构成威胁。而对台湾的安全威胁，又是形成于在政治上，台湾与中国大陆两块土地上各自的政权，隔着台湾海峡进行武装对峙，使得台湾不得不锁定中国大陆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关注与研析。第二个因素则是客观事实的需要，这是由于地理上的紧邻关系，政治上的斗争连带着影响军事上的结果，军事上的敌对与不对称，让台湾需研拟“克敌制胜”的战略，以及因应中国所带来的各项风险管控。第三个因素是政治上的需要，这又形成台湾统独两股势力各自的角力，以及各自对于历史的解释的歧异。

　　在1950年代初期，对于中国大陆的研究多称之为“匪情研究”或“敌情研究”。④而在1980年代时，“中共研究”在台湾日渐普遍化，同时也有称之为“中国大陆问题研究”，在1990年代时，随着两岸间接触往来的增加，以及台湾内部对于中国大陆立场的转变，名称也出现“中共研究”、“中国大陆研究”、“中国研究”或“大陆研究”等，此可显见台湾“中国研究”的复杂性。⑤

　　台湾的中国研究主要以政治与军事作为基础，扩及研究关于中国的诸多问题。基本上而言，台湾的中国研究大致上可以区分为三个时期：戒严时期的中国研究、解严后的中国研究以及台湾本土化时期的中国研究。在戒严时期的中国研究当中，主要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建立反共与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研究者的经费多来自于政府的支持。在解严后的中国大陆研究当中，主题则从共产党扩展到中国相关的议题，并逐渐引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民间社会开始有更为瞭解中国议题的需求。而在台湾本土化时期的中国大陆研究时期当中，开始全方位进行中国相关的研究，辅以社会科学的研究途径或田野调查研究等，两岸间的交流增加后也融入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再加上网路的普及以及西方国家的研究，开始建构属于台湾的中国研究知识体系。⑥惟台湾也开始出现统独的争议，使得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当中也难以避免落入统独的窠臼。
　　而中国研究在台湾是否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经济学家包尔丁(Krenneth Boulding)认为一门学科的建立，曾经提出简单评断的标准：一门学科必须通过三种测试：是否有一定的书目(bibliography)？是否能在其中开设课程？是否能就其内容举行考试？此外，也许应该加上第四种标准，是否有任何专门的期刊?根据这四项标准来探究，则可以列举下述的事实，说明“中国研究”在台湾已经构成独立学科之地位。首先，在解严时期的中国研究时期，多只注重马克思主义或敌情研究之范畴，忽略理论性的著作。但是自从解严之后，此种情况已经完全翻转，台湾的中国研究已经进入到学科分工的过程，并且台湾大多数的大专院校于通识中心陆续开设类似中国研究的概论性课程，或相近的课程，如两岸关系概论、中国大陆研究概论等课程，虽然每个学校授课教师皆有不同的教学取向或研究旨趣，很难形成完整的授课纲要与参考书目，但是至少已形成一定的参考书目。

　　其次，接续第一点所述，近年来台湾开设有关中国研究的课程已经非常普遍。这些课程的名称虽然不一致，但多以中国大陆为主体进行教学。这些课程的开设又非仅止于政治学门的相关系所，也有学校将中国研究这类的课程置于大学一般的通识课程之中。再者，研究生可以在中国研究范围之内攻读硕士、博士学位，⑦而国际关系、外交、政治等科系的研究生，也可从事中国问题相关的研究。所以对于中共研究或问题的课程，自然地可以举行考试。最后，目前台湾以中国研究为主的期刊已经不少。到目前为止，已有《中国大陆研究》、《中共研究》或《展望与探索》等，⑧其他以中国大陆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也刊载在其他政治学门或社会科学学门相关的刊物上。是以，包尔丁所评断的四个标准都已经达到。台湾的中国研究已取得和其他社会学科平等的地位。

　　近年来，台湾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发展也颇蓬勃。回顾台湾对于中国研究的历史，在民主化以前，由于海峡两岸间的政治因素，中国研究很长一段时间被定位在“敌国研究”，也因此多被称为“中共研究”或“匪情研究”，其研究的题材，有许多不免和“国家安全”有关。然而，随着对中国定位的调整与政策的开放，两岸的民间互动日益升温，台湾民间社会对于中国的关注，早已超越“国家安全”的范畴，对相关知识的需求，自然也出现多元化趋势。目前已经有许多大学，从通识课程提供入门课程，一直到成立专门系所，进行深度探讨，甚至成立研究中心并整合校内资源，陆续展开多方位之研究。

　　三、台湾通识教育当中的中国研究课程

　　台湾各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的法制化，始于“教育部”于1984年发布《大学通识教育选修科目实施要点》，由于先前已有“共同科目”课程的施行，因此，许多学校多将“共同科目”与“通识课程”合并规划。近年来，各个学校意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因而将共同科目予以通识化，或是取消共同科目，而改于通识课程中规划更具学习价值的相关课程，或弥补专业系所在专业教育的不足。

　　于是说，许多学校将中国研究等类似课程纳入该校的通识课程。这类课程的名称，概略有：两岸关系研究、中国大陆研究、中国大陆研究导论、两岸关系概论、两岸关系或两岸经贸关系、两岸关系与大陆政策、大陆研究、海峡两岸关系史、大陆现况与两岸关系、中国问题与两岸关系或认识中国大陆等。
　　首先，两岸关系已面临新一波的发展。从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结束迄今，两岸关系的发展已不同于过去10年的进展。两岸关系自从2008年马英九就任以来，已逐渐建构出和平稳定的互动架构，并在多次的两岸两会高层会谈中，已完成23项协议，这些协议已逐渐落实并建构正常的交流程序。然而在两岸关系已有大幅进展的状况下，台湾却对中国各种层面的发展极为陌生，也因此，台湾需要关注中国各种层面的最新发展趋势。

　　其次，中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就是说一个更有自信的中国已站立起来。并且中国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未来中国GDP成长率将维持在5%~6%的新常态。同时，中国会更为重视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平衡发展，并将创新视为发展主轴，以及更大开放回应美国的贸易战或供应链的围堵。是以，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乃至于政经发展均嫌不足，多仅有“点”（单一事件）的瞭解而缺乏“面”(整体性)的全盘解读，更会造成看待中国大陆政经发展的盲点。

　　再者，中国大陆对于台湾而言，既是主要的经贸来源，同时也是主要的威胁来源。在军事意义上，台湾紧邻着中国此一地缘因素，成为台湾军事防卫的困难。在安全化(securitization)理论的研究当中，安全威胁并不客观存在于“外部”，而是需要从社会的角度建构已被视为威胁的事项。仅以2020年中国的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超过380架次来看，已对于两岸的紧张造成一定的影响，并让台湾民众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这样的“不安全感”表现在课程上，只会进一步让选修的学生“排斥”接触这类相关的课程，反不利于两岸之间的瞭解。

　　然而近几年以来，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却呈现大幅进展，过去30年来，两岸的贸易额从1978年的9000多万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2100多亿美元，仅2020年的1到10月，尽管在新冠肺炎的影响下，大陆对台湾出口482.12亿美元，自台湾进口1,613.43亿美元，台湾对大陆享有的贸易顺差就高达1,131.31亿美元，⑨中国大陆已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此外，在通识教育课程当中，多已加入对于中国法制之瞭解。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因此，中国为加入WTO已勠力改革自身的法律体系。实际上，法制的作用在一方面是给予安定，另一方面又建构一个有秩序与可预测的环境，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才能稳定地发展。易言之，就经济上的原因来说，中国大陆为因应加入WTO对于中国的冲击，作为上层结构的法制，也必须去因应新经济基础的要求。

　　通识课程之目的旨在培养受教者的胸襟与涵养，进而启迪对各项学科之关切，并提供多样性的课程。台湾除专业系所已有研究中国的各项发展与问题外，大学教育阶段也正教授更为广博的知识与涵养。而不可避免的，台湾未来发展将取决于两岸关系与中国转型与改革成功与否，有关中国的认识与瞭解应成为当代大学生必修的课题。
　　四、“中国研究”作为通识课程之期许

　　近几年来，台湾大专院校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质与量逐渐丰富，也希冀培养“全人教育”。台湾通识教育当中的中国研究相关课程，已实施多年并富有成效，实可进一步将相关概论等基础课程，结合各学系的专业课程而成为一门跨学科的课程。

　　台湾所面对的将是一个涵盖中国的全球化环境，因此中国研究之课程应结合现况与发展作为基础。中国大陆现所推出的多项惠台政策与结合中国的十四五计划，应可多方瞭解中国目前的国际战略与中国的市场。而以目前岛内中国大陆研究课程开课内容，大多集中在财经状况及两岸经贸关系上，或是以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等内容为主题，这其中又可分类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中国大陆区域经济、中国大陆经贸法规、中国大陆金融体制与企业研究、中国大陆市场分析与行销策略、两岸通关与金融市场、两岸企业实务等。此外，对中国大陆投资风险评估等亦为教学重点；在政治发展部分，多以中国共产党党史与改革开放、意识形态之转变、对外关系（包括外交与国防战略）等为教学重点。然而，全面性的中国研究课程，应从底层之人文文化、社会变迁等角度观之则较为完整，同时亦应把对中国大陆经贸法规，扩展至中国大陆各层面的法制之教学。

　　中国研究的课程教学需要融入基础学科的背景知识，这对于非政治或经济科系的学生将是较大的负担。中国研究涵盖不同的学科范畴，选修中国研究相关课程的同学多半未具备基础知识。例如讲授中国的政治体制时，需要先从政治学当中的政府体制开始，概略介绍何谓“总统制”、“内阁制”与双首长制等，而在讨论中国的外交政策时，则需要概述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意涵与内容。

　　有关于中国的时事发展也应成为课程重要的内容，因此易于获得的网路资源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例如陆委会的《两岸及大陆情势》内容、中国的《新华网》、《人民网》或《中国军网》成为授课者或学生每日必须阅览的资讯。因此于授课的同时，要需要说明对于该则新闻的意见或评论，藉以培养同学的批判能力，并鼓励同学在课堂上踊跃发言或发问，并教导如何从字里行间(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来解读一个国家的政策。

　　由于中国近来特别强调法制(rule by law)建设，并希望进入法治(rule of law)国家的境界。因此在讨论中国各项事务时，能够援引中国近来所制定并公布的相关法规。例如讨论中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时，可以援引《出口管制法》以及《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与《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成为新的出口管制体系，或从个案当中讨论中国的法律发展。

　　最后，则可经由比较方法，比较中国与台湾发展的差异，或介绍中国与台湾的差别和两方的优势，才可以能以不同角度观看中国、也可以比较台湾的不足之处。而通识教育所开设的对象，学生来自学校不同的院系，因此中国研究不仅单讨论中国政治、经济或外交之内容，更需要涵盖社会、文化、教育等课题，或根据学校的定位，并且结合各系的课程方向规划课程。

　　综上所述，中国研究属于社会科学意涵的“跨科际”(interdisciplinary)学科，课程可多强调“实务性“与“基础性”。在实务性方面，近年来中国研究成为显学，和中国崛起、各国亟欲瞭解中国以有利于未来与中国互动合作之背景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在“需求”之下而产生的荣景。既然如此，瞭解“需求”究竟为何，理应是大学阶段的中国研究教育所应该传授的内容之一。倘若能让学生在学期间，即能掌握若干市场的需求，势必能提升渠等未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基础性”方面，学生在获致基础性的知识之后，可以将这些知识作为进一步深造或自行研究的垫脚石，而非仅是片断零碎的理解。而最后不论学生对于中国的看法为何，面对中国将不再仅是想像而是真实的客观存在，更是台湾未来难以回避的现实与挑战。
　　注释：

　　①例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华盛顿州中国关系委员会(Washington State China Relations Council)、牛津大学的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与台湾学研究中心。Chinese and Taiwanese Studies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Legal Studies, Columbia University)、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或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拠点。

　　②例如中国国民党政策会之下设置“大陆事务部”，定期出版大陆情势双周报。民主进步党本来有中国事务部，后并入国际事务部，国际部职责之一便是从事“有关中国事务资讯之搜集与分析事宜”。

　　③例如“宪法”增修条文第11条载明，“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间人民权利义务关系及其他事务之处理，得以法律为特别之规定”。或者，在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2条，“大陆地区：指台湾地区以外之“中华民国”领土。”马英九前“总统”于2011年2月18日表示，各部会应称“中国大陆”或简称“大陆”，公文书禁止使用“中国”。

　　④例如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于1975年前设有“匪情研究组”，后改名为“中国大陆研究组”。1967年1月至1969年4月匪情研究杂志社曾出版匪情研究月刊，从1969年5月改刊名为《中共研究》。

　　⑤杨开煌，《台湾“中国大陆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收录于《迈入廿一世纪的政治学》(台北：中国政治学会，2000年)，页527。

　　⑥参考杨开煌，《台湾“中国大陆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东吴政治学报》，第11期(2000年9月，页71-105。

　　⑦目前台湾有关中国研究硕博士学位的系所有：“国立”中山大学的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国立”政治大学的东亚研究所、淡江大学的中国大陆研究所、中国文化大学的“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以及东吴大学法律学系中国大陆法律硕士在职专班。

　　⑧该期刊原名为《共党问题研究》。

　　⑨《经济日报》，〈两岸贸易谁依赖谁？国台办：数字说话〉，2020年12月17日，https://udn.com/news/story/7238/5098862，检索日期：2021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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