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爱国者治港”在仁爱与博爱中的辩证

　　中评社北京4月26日电（实习记者　王婉君）4月24日，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石之瑜应邀出席由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傅高义纪念讲座》第4讲，以“爱国者治港——在‘仁爱’与‘博爱’两种关系之间辩证”为题，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仁爱”与“博爱”两种观念对于人物、人际、政治的互动和辩证关系。石之瑜指出，当下对香港问题的评论往往忽视两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应该将其置于长远深厚的思想史基础去看待“爱国者治港”中有关“爱”的理解。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廷江主持本次讲座。

　　石之瑜首先指出，“爱”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被重新认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密不可分。纳粹统治刺激人们的反省：如何化解人人内心深处都有侵略与毁灭的精神需要？如何解决人跟人之间出现的群体分裂？精神分析心理学家代表人物Erich　Fromm认为应该透过培养爱的能力，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James Glass则主张透过安全感充分的社会赋予爱，重建人们的安全感。

　　对此，石之瑜总结欧美近代思想史上，爱国的“爱”当属“博爱”，奠基在平等国民之间对安全的相互关怀和保证，是透过安全感建立与陌生人的爱，个人形成了对群体的爱。因此在个人与群体之间，没有其他的身份差异能拦截爱国的热情，因为是靠群体保护了这些个人在身份上所主张的差异，“国”成为个人认同的重要内涵。

　　石之瑜接着点明儒家的爱是伦理的爱，体现在尊卑秩序中，并非平等个人之间的爱，与“博爱”在本质上有明显差异。伦理秩序扩大就是国中之秩序、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秩序。石之瑜指出，天与天子都是自然关系的衍生，天子的角色就是爱民。既是角色，则不失乎个人情感或身份意识差异，而是贯之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礼与仪。他认为古代社会中的“民”并不理解这种角色，天子要教导他们进入伦理的角色，则需做到“足食足兵”，首先保证这些人的生命与生存权利。

　　石之瑜指出，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出“博爱”与“仁爱”的相通：天地之大德曰生，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同样是生。他强调了两处差异：一是，博爱存在与个人之间，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仁爱存在与角色之间，是自然契约，是天命。二是，博爱驱动慈善，出于个人自况、自发，否则将导致侵略与毁灭；仁爱基于角色，是尊卑之间必须的施予，否则就会违背天命。

　　因此他总结“一国两制”兼顾两方面的内涵——博爱：权利的绝对保障；仁爱：物质性的施予与尊卑角色的授予。石之瑜进一步指出，爱国者的“爱”存在完全相反的两种理解：对博爱哲学家是停止“一国两制”，对仁爱哲学家是修复“一国两制”。

　　与会的香港学者容应萸和日本学者Mariko　TANIGAKI认为，可以进一步从“信”的角度挖掘文化背后的具体内涵，对于港府与香港社会之间的“角色”转换同样值得研究。

　　中评社记者在问答环节中问，“爱国者治港”是否是在实践理性和君子从权的特点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应和回归？石之瑜回应指出，“爱国者治港”对爱国者是一项很大的挑战，因为必须要掌握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需要。他以礼品为喻，认为爱国者必须要对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开展调查，从而安排不同的礼品，这才是仁爱，即透过爱自己的对象，他才能够真正完成爱国的任务。

　　讲座的最后，石之瑜抛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两种爱是不是真的能够共存？他指出，现阶段还难以对该问题做出清晰的判断，但关键是要在五花八门的立场中反省背后的思想史的原因。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廷江总结指出，香港问题还处在转型过程中，“爱国者治港”如何从理念变成现实，让大家都能接受，对此，石之瑜教授聚焦于“博爱”和“仁爱”的辩证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把很好的钥匙和一种全新的角度。我们能做的是要认真刻苦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实实在在地梳理问题背景，最终达到把现实的困惑转变为广泛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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