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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观点:李奎泰谈文金会与半岛统一


韩国Catholic关东大学敎授、韩国朝鲜大学院大学博士李奎泰(中评社图片)


4.28中评智库思想者论坛在首尔举办(中评社图片)

  中评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 徐梦溪 郭至君 崔银珍)韩国Catholic关东大学敎授、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法学博士、韩国朝鲜大学院大学朝鲜学博士李奎泰此前对中评社表示,此次板门店宣言称为“为了韩半岛和平与繁荣,为了统一的板门店宣言”,在《10.4宣言》的基础上增加了“统一”这一词汇。但是,“统一”的意义,经过韩朝之间的协商后,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未来在修改宪法的过程当中,有必要对“统一之前的南北关系”或是“永久和平体制”等其他实质性的关系进行明确地规定,有必要整顿相关的法规。

  李奎泰指出,金正恩的成功与失败,以及南北关系改善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对于进行“清算过去”,以及在此基础上能够实行何种程度上的改革开放。庆幸的是,文在演总统的“三不”政策保障了金正恩以及朝鲜领导人们的体制安全,今后如果美国能够与其建交并以和平协定保障朝鲜体制,那么金正恩很可能克服“安全陷入两难的困境”,走如同邓小平那样的改革开放之路。

  李奎泰是4月28日在出席以“韩半岛的走向与东北亚安全”为主题中评思想者论坛时做出的上述发言。该论坛由韩国中国学研究CENTER、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联合主办,邀请到11位韩国专家围绕“第3届南北首脑会谈‘文金会谈’的评估”的主题展开讨论。下文为李奎泰发言的主要内容:

  从协商理论观点看第三次南北首脑会谈

  第三次南北首脑会谈,从协商的理论观点来看,有如下意义。

  首先,第三次板门店首脑会谈在统一这一大周期下看,可以看做是南北朝鲜自1948年分裂以后,以“统一”为目标进行的一个协商会议。韩朝在1948年分裂以后,从初期开始,以统一为目标进行过斗争与协商,这一过程已过去了70年。在建国之前,从韩朝联席会议,到韩朝3年战争,再到之后的停战谈判,再到从七十年代开始不断反覆的各种协商,据统计,到2017年,双方已经进行了640次以上的会谈,并通过两次首年会谈签订了《7.4共同声明》、《韩朝基本协议书》、《6.15宣言》、《10.4共同声明》等共166个协议以及70多个共同声明,反覆进行这种战略游戏。2018年,“4.27文金会谈”及《板门店宣言》也是韩朝七十年之间长期协商过程中的一种重要会谈。“为韩半岛和平、繁荣、统一的板门店宣言”——从《板门店宣言》的题目也可以看出这点。

  第二,就协商阶段来看,第一阶段:1970-1980以后,正式协商预备接触阶段及破裂;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开始正式协商,签订协议,又破裂;第三阶段:2000年代正式协商,两次首脑会谈后,又关系破裂;第四阶段,2018年正式进行再次谈判,即第三次首脑会谈。在这一过程中,韩朝双方会谈外,还谈到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朝美会谈”等。“4.27文金会谈”的过程及《宣言》中,涵盖了过去所有的协商,协议内容以及问题点。文在寅总统是2000年第2次首脑会谈的实际负责人,所以此次会谈是在《10.4宣言》延长线上进行的,这点从题目中也可以看出来。《10.4宣言》是“为了韩朝关系发展及和平繁荣的宣言”,此次《板门店宣言》是“为了韩半岛和平与繁荣,为了统一的板门店宣言”,大脉络是相同的,只是用语上,将“韩朝关系发展”变为“韩半岛”,并添加了“统一”这一词汇。“韩半岛”,将协议对象由韩朝问题扩大到韩半岛和平与韩朝关系等领域,并追加“统一”议题,强调未来的目标是“统一”。

  第三,过去70年间,到“4.27文金会谈”为止,韩朝协商模式的最大特征仍然是实施完全政府主导型协商,力图从政治上来解决问题的联邦主义接近法。一边强调要进行功能主义交流合作,又不能解决交流合作问题,仍然是由政府主导所有事务的现象不断重复。到目前为止,这一高度上的政治中心联邦会主义接近法实际上是失败的。尽管如此,在第四阶段的协商过程中,反而是更加强化重复这一点。这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或东西徳关系比较一下,就能知道。韩国实施5年任期的总统制度,各任总统们都把韩朝关系看作最重要的政绩,所以过于侧重于从政治上来解决问题。韩朝关系被高度用于实现政治目的,而不看重内部协议及程序。特别是文在寅政府这种形象炒作的能力更突出。“核”与“和平”的议题,更是将韩朝关系政治化。

  第四,在第四阶段,新的韩朝关系协商阶段,“和平”与“核”议题能否成功解决,取决于美国特朗普总统、朝鲜金正恩委员长及其胞妹金与正以及朝鲜内部政治权力关系,还有韩国文在寅总统的政治智慧。但是,在前三个阶段的协商过程中,由于高度的政治接近方法导致协商失败,考虑到这一点,在第四阶段,政界人士们所谓“和平”或“核”的政治游戏,在解决韩朝关系方面,作用有限。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改革开放政策。韩朝关系改善过程中,也是需要改革开放,暂且搁置类似于“九二共识”的政治纷争,从日常实务上促进交流合作,实现相互开放,现在更需要这样的解决姿势。

  “统一”的意义在会谈后变模糊

  韩朝协商总是以失败和破裂告终,即在谈清楚“民族统一”与“自主统一”或“共同繁荣”,实际上,却又固守“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两个主权国家的关系,这点在此次会谈中体现更加分明。

  在谈以“统一”为目标改善韩朝关系的同时,又强调“分裂现象”是个“正常的阶段”,以此为基础,发展相互关系,追求和平共存、共同繁荣。这一点,通过三次首脑会谈,变得更加明确。

  在宣言中,为了强调“统一”,使用过10次“民族”用语,使用过三次“同胞”用语,“和平”用语出现过11次。不断重复“和平与繁荣”、“和平时代”、“和平地带”、“和平水域”、“和平体制”、“和平协定”等用语。“构筑永久坚固的和平体制”可以是最终统一的意思,但实际上,在“分裂关系正常化”发展成“国家对国家关系”的分裂关系中,是和平的意思。现在文在寅政府的目标,如同“文在寅韩半岛正策”中阐述的一样,“不希望朝鲜体制崩溃,不实行吸收统一及人为统一”(三不)目标。

  在这样的韩朝关系中,关于“永久和平体制”,跟朝韩之间的“民族共感带”相比,更需要韩国内部的“国民共感带”,但现在还没能形成。例如,对“统一”及“和平体制”,应该收集进步保守势力,各阶层的舆论意见,体现到法律上、制度上,例如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得以体现。

  此次板门店宣言称为“为了韩半岛和平与繁荣,为了统一的板门店宣言”,在《10.4宣言》的基础上增加了“统一”这一词汇。并且,统一用语,一共出现过三次,分别是“希望统一”,“自主统一的未来”,“向着韩半岛和平与繁荣,向着统一”。但是,“统一”的意义,经过韩朝之间的协商后,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并且之前在国内都称“废除朝鲜核武器”,此次用语却变为“完全的韩半岛无核化”,“韩半岛无核化”。这里要明确阐明朝鲜核武器与韩半岛无核化的差异。因为“韩半岛无核化”是关系到美军核战术,关系到美军撤军或韩美军事同盟解体的问题。在目前的韩朝关系中,有必要对“概念”或“意见”差异进行协商或通过附属文件进行整理。

  在韩朝关系中,与过去协议相比进步的地方是,双方协议在“开城地区”设立“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将协商沟通机制及业务协议机制制度化是非常有意义的。

  “朝鲜牌”对美国来说是一张非常有魅力的战略牌

  今年4月27日,朝韩之间在板门店进行了第三次首脑会谈。在25年前的1993年,台湾海峡与中国大陆之间处于与韩半岛相同的分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在政府授权下,双方的民间团体中国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代表在新加坡举行了“汪辜会谈”(中国汪道函代表与台湾辜振甫代表,取其姓氏作为会谈名称,在台湾称为辜汪会谈),昨天(27日)就是这个纪念日。1993年4月27日当时在台湾跟2018年4月27日的韩国那样,举行了分裂历史大转换的会谈,此次会谈及会谈结果令人整日振奋。汪辜会谈结果直到现在,为两岸可以进行全面交流,为分裂关系趋于安定奠定了基础。

  与之相比,韩朝之前并不是没有交流,金大中政府、卢武铉政府在10年期间一直主张阳光拥抱政策,对朝进行积极支援与交流,但最终因政治事件以及突发事件,最后不得不中止,也没能建立相互交流及人际交流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跨域了南北分界线,来到板门店,与大韩民国文在寅总统进行了首脑会谈,就“民族统一”及“和平繁荣”主题进行了12小时的会谈活动。台湾海峡两岸与韩朝之间存在相同类型的理念体制导致的分裂体制,体现了分裂关系的和平统合过程与“完全统一”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台湾海峡与韩朝分裂关系中出现的最严重问题的共同点就是东亚地区存在的亚洲悖论现象,即,虽然在经济社会方面交流合作不断增加,也归结为政治军事矛盾的持续不断。即,在台湾海峡两岸问题上的“台湾独立问题”,韩朝之间的“核问题”等政治军事焦点问题,并不是因为本身成问题,而是,在中国与台湾之间,韩朝之间必然存在政治理念问题引起的矛盾,由此造成相互信任不足,最终导致体制政权的安保矛盾加深。韩朝关系不能发展也是因为这样的“亚洲悖论”现象。

  美朝关系与强调“民族”、“统一”的韩朝关系根本不同,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如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如果在“朝核问题”上找到妥协点,那么朝鲜与美国关系,与韩朝关系不同,会与韩中关系一样取得飞速发展。

  特朗普美国政府如果把与朝鲜关系放到对中国或对俄罗斯的战略关系上来考虑,既然特朗普已经决定与金正恩进行会谈,金正恩通过中朝首脑会谈、韩朝首脑会谈,向外界证明“他是一个可以沟通的、有外交能力的领导人”,同时也显示出朝鲜是一个“正常国家”,所以特朗普要改善对朝关系,反而是一个非常自然地过程。特别是,在对中国关系上,美国甚至都打出了“台湾牌”,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牌”对美国来说是一张非常有魅力的战略牌。

  朝鲜也认识到,如果不能改善与美国关系,那么别说要发展经济,实施对外开放,就是保障体制安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能更加积极地改善与美国关系。朝鲜核开发以及ICBM,也是为了在武力非对称情况下,能有强有力的军事安全保障。并成功将此设为与美国对话的议题。美朝首脑会谈,使朝鲜更加接近这一目标,并且对美接触成功,甚至能引导朝中关系得以改善,金正恩以此确保了朝鲜让美国和中国都不可忽视的正常国家地位。

  今后,通过我们的中间斡旋使美朝关系得到改善,从“被孤立,受制裁的朝鲜”到“不被孤立,开放性的朝鲜”,这将是韩国外交上的重要课题。韩国需要从另一角度上来考虑在韩半岛上由韩朝两国与周边列强们的战略关系所构成的模式转换。

  南北关系的改善取决于朝鲜的改革开放

  对于朝鲜的改革开放以及政权体制的安定等变化的展望:首先,金正恩的“我们方式的经济管理方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实际上是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为模仿对象并沿用的。

  其次, 朝鲜依旧没有使用“改革开放”一词, 并未像中国那样, 从政府的层面进行鼓吹改革开放意识的宣传教育。由此可见, 对于“体制保存”依然比较敏感。在开城工业园区与中国特区的运营方式的差异上,便可见一斑。

  再次, 金正恩的成功与失败, 以及南北关系改善的成功与失败,完全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对于进行“清算过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够实行何种程度上的改革开放。庆幸的是,文在演总统的“三不”政策保障了金正恩以及朝鲜领导人们的体制安全,今后如果美国能够与其建交并以和平协定保障朝鲜体制,那么金正恩很可能克服“安全陷入两难的困境”,走如同邓小平那样的改革开放之路。

  第四,如果有像金正恩这样具备确切政治权威的领导人的话,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开放,所以是值得期待的。当年邓小平执政时期的中国也是依靠“新权威主义”这一政治权威,使得“国家社会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变得到了成功。

  第五,在南北对峙依旧的状况下,如果朝鲜不通过自身的改革开放来诱导体制的安定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朝鲜的政治体制以及金正恩政权自身陷入沉没漩涡当中的可能性依然非常地大。最近虽然通过一连串的外交活动,金正恩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安定,但这不意味着内部权力的稳定。“金氏权力”的安定性随着朝鲜社会的变化、南北关系的变化,以及改革开放的扩大变得不安定是必然所向。南北间的政治性接触使得人们对于政治军事影响过于地敏感,具有使实务性的交流合作发展急速游离于冰火两重天的境地的缺点。

  为了今后的南北会谈内容能够实质性地履行,首先,对于民间的交流合作,政府应持旁观态度来管理,这样才能使朝鲜不再将此利用于政治,使南北交流合作事业能够对朝鲜的改革开放起到纯机能性的影响。

  其次,“板门店宣言”中开设“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的这一举措虽然非常地具有意义,但有必要使其脱离具有浓厚的联邦主义政府主导管理方法的特征。

  再次,不仅在离散家属相逢,还要在书信通信以及自由往来等方面,通过我方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并实行先开放的政策,使朝鲜也能够接受。优先考虑朝鲜政权以及体制的对北政策对于突破南北关系有着明显的局限。

  最后,在修改宪法的过程当中,有必要对“统一之前的南北关系”或是“永久和平体制”等其他实质性的关系进行明确地规定,有必要整顿相关的法规。如果不在“宪法”上对“统一之前”进行明确的规定,今后的对北关系不得不受政治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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