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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辉语中评:香港科研界备受鼓舞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中评社 兰忠伟摄)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中评社 兰忠伟摄)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中评社 兰忠伟摄)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中评社 兰忠伟摄)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中评社 兰忠伟摄)

  中评社香港5月23日电(记者 兰忠伟)习近平主席对24名在港两院院士来信作出重要指示,促成内地与香港科研合作的重要突破。连日来,围绕香港科技工作者参与国家发展大潮、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主题,香港媒体广泛报道,科技界热议并深入探讨,有关机构积极跟进,香江掀起新一轮科技热潮。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十年,虽然国家在香港设立了许多重点实验室,但是香港科研人员不能申请国家科研项目,科研经费亦无法“过河”,导致香港的科研专家“英雄无用武之地”。此次国家推动香港与内地加强科技合作后,经费可以“过河”,第一批经费已拨款到各间重点实验室,一间一百万,目前款项已经全部到位。

  黄锦辉对中评社指出,国家为香港的创科界开“绿灯”,允许科研经费“过河”,足以证明国家对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视。过去二十年,香港科学家无法参与国家航天航空以及深海探索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造成较大遗憾,此次有关消息公布后,令香港科研界备受鼓舞。

  “香港科学家的能力国家是瞭解的,各界也有目共睹。”黄锦辉说,香港的科技创新发展应该定位在上游产业,利用香港健全的法律体制,有效地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此后再将香港自主研发的产品卖到内地,并进行量产。量产时,应该交给中下游的深圳或者是大湾区,量产后,经过香港进行包装再推向国际。

  对于香港不久前推出的一项为期3年的“科技人才入境计划”,黄锦辉则认为,世界各国资源不足时,就会想办法填补这一缺口,现时香港处于科技人才不足的阶段,应该开放人才入境。他亦强调,香港培养的内地专业人才流失比例较大,这对香港是一个损失,特区政府应该通过简化签证手续等方式,尽力留住由香港培养的全球专业人才。

  中评社对话黄锦辉,专访全文如下:

  中评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在港两院院士来信并作出重要指示,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等一系列举措,受到香港科技界高度赞誉和广泛欢迎,对此您怎么看?

  黄锦辉:毋庸置疑,这一定是一件好事。我身边所有从事科研的大学教授,都认为是很正面的。十年前,我带领团队到科技部和教育部进行访问,提出了四点问题,第一是我们国家有一些很伟大的科技项目,比如“嫦娥计划”、“蛟龙计划”,但是香港科研人员不能够参与。虽然香港理工大学的一名教授有参与其中的一项计划,但参与的程度很小,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公开的平台和体制,香港科研人员有兴趣参与的国家科研项目,应该允许申请,但是过去却没有机会。

  第二,十年前我们想将一些国家的项目或者是内地的项目带到香港一起合作,但是科研经费无法出境,当时我们有一个想法,如果只是给科研界开“绿灯”,让经费能够“过河”,那金融界、企业界等其它界别开也会要求开“绿灯”。我们认为,如果对所有界别都开“绿灯”,很有可能会造成洗黑钱的情况,不过我们同时也强调,不应该把科研发展和其它领域混为一谈,商界、金融界的款项“过河”问题,应该与科研经费有所区分,否则对科研界是不公平的,这将导致科研发展受阻,所以我们提出科研项目的经费应该允许“过河”。

  第三,香港科研人员参与国家科研项目,应该更广泛一些,在“十二五”、“十三五”等涉及科技领域的规划当中,香港的科研专家也应该广泛参与。

  第四,如果要推动科技产业,我们还需要行业的标准、技术的标准,但是香港的专家却无法参与。

  我是很有感触的,十年来,我刚刚提到的这四个问题,已经逐步得到解决。习近平主席宣布允许科研经费“过河”,并专门开设绿色通道给创科界,令我们备受鼓舞。如果我们把不同的领域和界别混在一起,考虑资金“过境”的问题,必定是困难的,现在单独为科创界开设绿色通道,可以看出国家对创新科技发展的决心和重视程度。

  另外,有关消息中也提到可以直接用香港的名义申请国家科研项目。二十年前,香港刚回归不久,虽然实行“一国两制”,但是香港人却不允许申请任何国家项目,后来有关部门进行了些许改动,如果香港人想要申请,就必须找一个依托单位。举一个例子,我是北京大学的特聘教授,我利用这样一个身份申请了一个项目,但是申请之后经费是属于北京大学的,我要做任何实验都需要到北大,这对香港中文大学来说,其实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十年前,这个问题又有所改良,科技部出台了一项措施,如果香港的院校在内地有一个研究中心,就可以利用中心的名义申请科研项目,正因如此,十年前香港各间大学纷纷在深圳建立研究中心,项目经费可以直达各间大学在深圳设立的研究中心,不过钱还是没有办法“过河”,经费只能在深圳,也就是内地使用,我们香港的科研人员,每天要到深圳工作,其实还是很不方便的。

  我们一直都很烦恼这个问题,直到两年前,中科院院士谭铁牛调任香港,任职中联办副主任,他非常清楚香港科研人员无法申请国家项目,以及科研经费无法“过河”这一情况。后来,我们也有就这一问题进行很多的商谈,其实今天公报中的内容,很多是去年已经在谈的,加上24位两院院士提交给习近平主席的信,才令这些问题得以解决。

  另外,去年和前年国家成立了“人才库”,邀请约400位香港专家参与,如果国家有需要,就会邀请这些专家给予意见。

  中评社:您认为习近平主席为何会在此时亲自作出批示?您刚刚提到国家先给创科界开“绿灯”,这是中央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一步?

  黄锦辉: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一个目标,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去实现,推动创新和促进创新只是一个版块,还有很多其它的版块。为什么科技创新版块在近几年最受重视,这其实与“十三五”规划,以及两会中提到的自主创新有关。国家现在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发展,过去中国一直在跟跑,最近十年开始出现并跑的情况,往后的2020-2030年,我们是要领跑的,我们要成为一个科技强国。既然要成为科技强国,我们就不能墨守成规,一直停滞在低端的工业,每一个发达国家和强国都需要自主创新。习近平主席推动香港科技创新发展,并不是仅仅为了港澳融入国家发展,而是根据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去制定的,只不过推动的这一大方向也有利于两地的融合。

  中评社:国家推动香港与内地加强科技合作,除了解决以往科研经费“过河”的问题,还宣布香港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可直接申请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您认为这对香港今后的科技创新发展将带来哪些益处?

  黄锦辉:我举一个例子,香港在医疗科学领域做的不错,我们虽然有一些理论和新的发明、仪器,但是我们没有太多的环境资料。以研究疾病为例,疾病是由某一种细菌引起的,但是香港科学家能获取及分析的主要是香港本地数据,不够全面,内地东北气候寒冷,西北炎热,在不同的气候之下,这两地的病菌生长及传播均与香港截然不同。未来我们要打通“一带一路”,全球各地的人都会来到香港,这就有可能带入一些新型疾病。如果我们现在没能做好研究,我们就没办法在未来进行对抗和处理,或者找到病源,这只是一个案例。

  我十年前到内地时,就提到航天航空以及深海的项目,对香港的科学家而言,是很具备吸引力的,不能够参与是有遗憾的。现在香港科研人员可以参与到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其实是很受鼓舞的一件事情。

  从另外一方面看,香港科学家的能力,国家是瞭解的,各界也有目共睹。香港有四所学校全球前50名,这个排位的标准大部分是基于研究能力和研究团队,所以我们的研究能力是国际公认的。另外,我们有十六所国家重点伙伴实验室,有两所国家工程中心,谁去决定将这些机构驻在香港,肯定是由国家层面去决定,这也代表国家清楚香港的科研能力和水准。

  过去的十年,香港科学家反复提出希望参与国家项目,因此国家在香港成立了一些研究中心,想法和意愿是好的,但没有想到的是,研究中心成立后没有研究项目。由于香港人不能申请内地科研项目,也不能和企业合伙研究,所以香港的科研专家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此次国家推动香港与内地加强科技合作后,经费可以“过河”,第一批经费就是拨款到每一间重点实验室,一间一百万,目前已经到位。在此之前,这些重点实验室一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国家先将需要的重点项目在香港发展壮大,相信这是整体的战略和方向。

  中评社:国家宣布香港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可直接申请中央财政科技计划,解决以往科研资金“过河”问题之后,香港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杂音,您怎么看?

  黄锦辉:有关消息公布后,有一些传媒和业外人士认为“大陆在拉拢香港”,甚至认为是破坏“一国两制”,我觉得这类批评有些过分。他们没有考虑到,过去的二三十年,香港一直跟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开展合作项目,这些为何不提?其实科研人员的工作是没有边界的,有项目、基金和好的合作伙伴,我们就应该去争取,我们是从个人兴趣和专业程度去进行选择,并不是国家给了经费,我们就一定会去参与国家的项目。

  过去二三十年,香港一直和各国有所合作,正是如此,我们在国际上有很好的关系网,这也是国家将香港定位成为国际创新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愿意支持香港创新发展,对香港的科研人员而言无疑多了一条路径。过去香港更多的是和其它国家合作,国家开放政策之后,对于香港科研界而言是“饼又大了”,有更多的机会。

  另外,国家并不是关照香港,这是一个互惠的过程。香港有能力,国家又愿意制造机会鼓励内地的科学家多一些与香港的科学家合作,这是好事,但是现在外界总是有一些人带着有色眼镜,好像国家要放开“一国两制”,这完全是错误的。

  中评社:在举国上下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时,香港的科创产业应该如何定位?

  黄锦辉:香港的定位应该是属于上游科研产业。香港应该多吸引外来人才,或者是自主研发一些创新产品。我们可以利用健全的法律体制,有效地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之后我们可以做贸易和买卖,其中一个重要的市场就是内地。

  香港将一些自主发明的产品卖到内地后,就可以进行量产,量产后经过香港进行包装再推向国际,因此在整个国家的创新科技产业中,香港应该站稳在上游,主要的理由是我们有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配套的法律制度,同时,香港有很多专业的国际专家教授,以及新的发明。

  中评社:科创已经成为深圳的一张“活名片”,您认为香港与深圳在发展科技创新方面,存在哪些异同?

  黄锦辉:刚刚提到,香港要抓紧上游产业,量产时,在中下游我们就应该交给深圳或者是大湾区。深圳现在30%的GDP都是在高新产业,但是深圳主要还是偏向初创板块。未来四五年,我们的内需还是存在的,但是内需不是永远存在的。过去五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增加至82.7万亿,年均增长7.1%,占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靠内需拉动,待内需逐渐饱和之后,我们必须要开阔市场,而国际市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能够站稳脚跟,但是深圳大多数都是初创企业以及中小企,在内需还存在时,这类企业能够站稳脚跟;一旦内需下降,中小企一样面临走出去的需要。我认为现在中小企并没有这样的能力,香港能做的,就是帮助这类企业走出去,这就是香港的独特之处。

  中评社:内地在发展科技创新方面取了一定成果之后,香港才开始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是否为时已晚?

  黄锦辉:两地的科创定位是不一样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的轻工很蓬勃,占了香港GDP的很大比例。但是在80年代初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没地没人,这就导致香港的工业经济模式出现问题,开始转型,从第二工业转化到第三工业。在那一段时间,香港处于“去工业化”阶段,造成了香港工业真空,没人力、没技术、没经验,这是不健康的。

  在2015年11月份,创新科技局成立之后,杨局长提出九个发展方向,其中一个就是“再工业化”,试图将一些工业转移回香港,但是香港的工业已经离开了三十年,要回来需要花大力气,现在只过了两三年,是没办法将这些工业转移回来的。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清楚,所谓的“再工业化”并不是30年前的工业,比如塑胶花这类传统加工生产,我们现在所讲的“再工业化”,不是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而是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

  比如,苹果手机的生产都是在墨西哥或者是中国,美国本土只负责上游产业,就是最高端和尖端的发明设计,香港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定位。

  中评社:目前内地各省市都爆发了新一轮的人才“争夺战”,香港在前几日也推出了一项为期3年的“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您怎么看这一项计划?香港在这一轮的“人才争夺战”中是否有优势?

  黄锦辉:全世界各国资源不够的时候,都会想办法填补这一缺口,美国一样如此。美国在发展经济时,劳动力是一个大缺口,所以他们开放移民。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中国同样需要。

  两会报告上我们看到,未来五年,中国要修改移民条例,要把外国人才引进中国,这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一项政策,但是每一个国家的人才引进都有弹性,就是首先保护好本地人才,在本地人才不足时,才引进人才。此外,还要在人力市场中观察情况,如果出现了人才过剩的情况,就要减少移民数量,现在香港处于科技人才不足的阶段,因而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计划”,这是对的。

  培训一个人才,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香港现在培养的内地高材生不少,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校90%以上都是内地学生,但是现在回流内地的比例很高,这对于香港而言是很大的损失。培养一个博士的成本,大大超出了学生所要支付的学费,如果学成后就离开香港,对香港其实是很不公平的。所以我一直强调,既然香港培养了这些专才,就应该要想办法让他们留下。

  中评社:现在很多内地来港学生毕业后不选择留下,我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年轻人看上升空间主要是看坡度,而不是高度,您认为呢?

  黄锦辉:是的,除此之外我觉得文化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还有就是申请香港的工作签证手续比较繁杂,很多学生等不了,于是先在深圳找一份工作,一旦落住脚以后,就不愿意离开深圳了,所以第一步是很重要的。香港第一步不能留住这些专业人才,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申请留在香港的手续很繁杂,令很多学生却步了。

  中评社:现在我们经常说要鼓励香港年轻人到大湾区去发展,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香港年轻人才的流失,您怎么看?

  黄锦辉:这就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人才的流动是正常的,政府需要考虑如何将香港的经济做好,如何令香港本地的利益最大化,是很重要的。

  第二,作为政府,要考虑到一个宏观问题,如果大家一起将大湾区发展好,每一个人都赚钱的时候,香港自然会赚钱。刚刚你提到的问题确实存在,年轻人在意发展的坡度,香港现在增加坡度的方法就是开放市场,最直接的市场就是六千多万人口的大湾区。

  中评社:近几年香港的传统四大产业效益纷纷在下滑,并且迟迟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区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方面,可以说是鼓足了劲,您认为科创会成为香港新的经济增长点,或是支柱性产业?

  黄锦辉:所谓的科创产业,很难去定义,不过科创本身是重要的。我们从产品生命周期表上可以发现,一个产品推出后,通过公司市场部门的宣传,就会有更多的人认识,之后业绩开始上坡,但是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处在一个水平线上停滞不前,如果不创新,业绩就会下降,面临生存窘境。

  生命周期其实就是一个产业的生态,任何产业和产品都会经历这个阶段,所以各个行业都需要不断的创新或是推出新的产品。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推动创新的平台,让年轻人和企业家能够发挥创意,设计出更多新的产品。

  美国汽车大城底特律因为车厂外移而没落,被迫在2013年宣告破产,他们总是以为汽车制造业不会垮,坚持只做汽车,不发展零部件,使得整个汽车业被日本和韩国超越,导致资不抵债,整座城市陷入破产境地,这就是吃老本造成的结果。

  产品和产业一定要不断的升级换代,任何一个发达的经济体都需要发展创新科技,政府的功能应该是提供一个平台,鼓励所有人都能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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