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惠台新政的理论启示与现实效应
中评社香港5月23日电/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匡宇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4月号发表专文《“惠台新政”的理论启示与现实效应》，作者认为：“2月28日，国台办、发改委联合多个部门推出《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下称《若干措施》），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体现，也蕴含了新时代的价值追求；标志着涉台公共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加速各个领域和产业要素在两岸的优化流动，重塑对台工作乃至两岸关系的新面貌、新形态；从而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这一惠台新政的密集出台，也势必将对大陆的国家治理能力、价值内核塑造和国家认同凝聚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的挑战。”文章内容如下：
一、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与价值追求
《若干措施》是习近平思想及其治国理政的理念与方法论在涉台领域的具体应用和精准施策。随着政策深化落实和时间的推移，“两岸一家亲”和“两岸命运共同体”将成为越来越生动、鲜明的历史叙事。
一是凸显“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深化改革理念与经验。
《若干措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具体实践。十九大着重强调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并将此论述写入党章，《若干措施》也充分体现这一要求。在十九大后仅4个月左右时间，大陆就整合出31条最新惠台政策措施，令外界惊讶的行政效率和开放程度充分体现了各部门的高度协同。未来开放台资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推进，对不同部门的协作水准就提出了更高要求。事实上，《若干措施》由31个部门群策群力、共同推出，充分体现了大陆对两岸交流合作与台湾同胞切身利益的高层次、全方位关切，以及自上而下的强大动力。《若干措施》广泛涵盖多个单位和领域，突破了既有的部门界限与政策壁垒，体现了更高的政策权威性，其协调沟通机制也为今后的政策落实起到示范作用。今后，中央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在推行公共政策时，都要考虑对台工作的内容。由此，“两岸一家亲”、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将从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
二是内容广泛深入、直切实际，是充分调查研究的产物，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着重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若干措施》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结晶。“31条”言简意赅、直切实际，条条有的放矢，句句言之有物。许多台商、台生、台胞和涉台研究者都欣喜地发现，其中不少措施均精准定位一些实践中长期受到基层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的则是来自于大陆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和政策实验。有台生表示，其之前在大陆的学习、生活的确遇到过一些麻烦和障碍，例如因台胞证号码与既有系统不符合，或国家政策尚未开放而错失参与国家项目研究、支教行医，或是注册人才招聘的机会,遗憾之余，也难免有隔膜之感。
事实上，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开启阶段之时，已成为大陆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台商群体，以及数百万常年在陆的台胞群体，都面临着从个体发展到转型升级的深度融合挑战。此次《若干措施》谈及“同等待遇”时，经济与民生领域并重，所提措施具体、实在且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精准定位“台湾基层一线和青年一代”，既兼顾老问题，又面向新情况，其基础是相关部门前期的常年积累与系统调研，显示大陆对台湾同胞利益关切的广泛瞭解，以及对岛内社情民意的深入调研。这个在更大层面上落实“两岸一家亲”的具体作为也说明，大陆对台工作已从政策宣示阶段发展到执行操作层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从对每个个体的关怀入手、从深层次着眼于解决台胞融入大陆的“瓶颈”难题，即包括衣食住行、个人全面发展和身份认同转换等各方面的不平衡、不适应，合乎习近平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以人为本”的论述。可以预见，正如一批批台资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飞速成长一样，“两岸同圆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进程也将成为新一代两岸中国人共同的人生舞台。
二、落实十九大报告涉台论述中“惠台”精神的具体要求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互惠，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若干措施》是这一精神的具体实践。
一是“同等待遇”彰显大陆对台胞的充分信任与高度期许，是“两岸一家亲”的真正体现。
《若干措施》的一大主题是面向广大台商、台胞落实“同等待遇”，在更广泛的资本与人才交流中实现高水准的“两岸一家亲”。其一，在个体层面，例如提出在台湾已获取相应资格的台湾同胞在大陆申请金融从业资格时，无需参加专业知识考试，台湾教师来陆任教，其在台成果可纳入评价体系，这种信任必将让更多台湾专业人士坚定决心，来大陆一展雄才。其二，对于广大台资企业，围绕国家重大行动计划和重点研发专案，提供同等参与机会。例如，开放参与包括“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大型基建计划及参与政府采购，邀请其加入作为改革攻坚战场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此前，台商很难打进大陆官方的招投标和采购体系，或者参与并购、入股国企。这些曾经“外人慎入”的敏感、关键领域突破性地向台资放开，让不少台商为之雀跃。他们在岛内面临机会逐年减少的困境，而今则有机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承包商，或参与潜力巨大的能源市场。这反过来也会加快国有企业以更市场化的方式参与竞争并提高国有资产回报率。今后，台资企业不仅能分享国家发展机遇，还将为国家的进步作出贡献，舆论预言，这将是“‘两岸一家亲’的最高境界”。
二是以两岸文化融合促进心灵契合与“两岸一家亲”。
30年来，两岸在社会文化交流联结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格局，但文化合作仍大有可为。其一，鼓励两岸共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的涉台论述和文化论述中提出，要从认同高度推动两岸共同弘扬、创新、提升民族文化的内聚力、影响力，促进心灵契合。《若干措施》也相应提出，鼓励台胞参与多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海外文化品牌活动，鼓励两岸文教机构合作开展中国文史、民族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为两岸同胞携手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提供了可行路径。其二，为两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机遇。《若干措施》因应十九大推动文化事业产业发展的要求，提出全面放开对台湾影视剧和演艺从业者的引进及两岸合拍影视剧的限制，简化台湾图书进口的审批流程，让两岸业界倍感震撼与欣喜。台湾的影视剧等文化产业“西进”20多年来，大陆已逐步放开对其人员及投资比例、大陆元素和申报费用等的审批限制，新措施则让两岸影视产业合作与市场开放达到空前的程度。对于昨日曾辉煌灿烂，而今却因市场、资本和格局的结构性限制而走入死胡同的岛内影视市场而言，共享大陆市场成为了复苏契机，也必将带动台湾文化人才的“西进北上潮”。其三，促进两岸教育领域接轨。《若干措施》还大幅放开国家文教基金专案、发展计划、文化奖项等对台湾同胞的覆盖，并鼓励台湾教师和医学专业学生、医师来陆任教、执业。近年来，大陆不断提升的科研教学条件、学术研究资源，以及稳定进取的社会环境吸引了不少台湾学者来陆发展。新措施将延续既有政策方向并使之具体化，例如推广福建省招聘台湾教师的经验，可望催生新一波群体规模的“西进”效应。不少台湾师生也认为，他们在陆学习、任教，无论花落何处，都将提升台湾青年的竞争力和台湾高教科研水准；也能在学术评判体系的开放对接中，增加两岸文教以及学术价值观的交流融合。
三、对涉台公共政策与两岸关系治理体系的启示
《若干措施》标志着涉台公共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以及对台工作路径与思维的创新发展，也预示着统一进程中，两岸关系治理体系的基本脉络，酝酿着大陆对台工作的一次范式变迁。
一是涉台公共政策的体系化昭示两岸开启“事实统一”进程。
十九大明确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这也对涉台领域的治理能力和政策水准的创新提升提出了要求。《若干措施》不但涵盖多个政策领域，还包括了对台湾居民开放大批专业技术和技能人员的从业资格考试目录，初步形成了一个政策工具箱。有学者指出，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战略指针和顶层政治安排下，大陆多个公权力部门和央地各级别政府，在集中统一领导和积极分工协作下，在经济社会文化层面进行可持续的对台公共政策框架的建构与实验。由于这个政策集群涉及国家发展与国家统一的公共利益，具有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共同目标，由多个公权力部门协同制定、公开发布，因而可被称为“涉台公共政策体系”。这一体系既包括中央政法各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也包括自中央到地方政策配套的纵向结构。与欧盟成立和两德统一经验不同的是，这一体系事实上是因应两岸长期分离以及岛内外多种干扰变数交织，在台湾问题的复杂度和性质存在“质变”可能之际，将未来国家统一后的“融合式公共政策”提前到统一前实施的战略举措。从而开启两岸“事实统一”的进程。
二是涉台公共政策和对台工作路径的创新发展将为两岸关系注入新动能。
其一，《若干措施》的意义不仅在于经验汇集，涉台政策体系的形式和内容均深刻体现了大陆对台工作路径的新思维、新突破。例如：从所谓“局部惠台”、“间接惠台”转变为绕过台湾当局和所谓的“中间人”、“买办”，直接面向并普惠台湾民众的“单向式融合”、“全方位惠台”；突破了“在大陆”与“在台湾”的界限，让台胞在岛内也能参与大陆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分享大陆发展机遇；突破了两岸关系传统上的“统独”纠缠，突出两岸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丰富了两岸关系的内涵与外延。其二，这些新的理念和做法必将持续影响乃至重塑两岸关系的面貌与结构。首先，打破了目前因蔡当局顽拒“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官方往来中断后，两岸整体交流的停滞和僵局；其次，以大陆软硬实力引领台湾的发展方向，包括扩大大陆影响力的对台辐射、加速将台湾的资本及人才要素融入大陆经济和社会体系，从而为“反独促统”和“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提供政策保障，为推动国家统一进程提供持续动能；再者，即使两岸最终统一后，完全消除差别与矛盾也是不合逻辑的。因此，这一政策体系必然需要动态发展、与时俱进，也将延伸出大陆对统一后两岸治理模式的创新讨论。大陆对台工作正在酝酿着范式变迁，也将开启两岸“事实统一”的进程。
四、大陆深化“磁吸效应”将削弱“台独”根基，扩大两岸融合利基
《若干措施》颁布后，其所涉及的台湾各主要行业都迅速作出了市场和社会反应。可以预见，不断推陈出新、贴近实际的惠台措施不但直面台湾民心，也将深刻改变多个产业的面貌和结构，加速岛内资本、人力、技术等各要素与大陆市场和社会的融合发展，也在客观上削弱“台独”多年来的物质基础。
一是加速电子资讯等高新产业向大陆集群迁移。半导体产业被称为台湾“经济命脉的根”，是台湾经济一度起飞的支柱性产业。在民进党重夺台湾政权之际，大陆也改变了在半导体产业上对台湾的输血和让渡政策，开始在这一领域真正发力并成立千亿基金，确保半导体产业的升级、腾飞。不到3年时间，半导体产业链中前端设计和封装测试的部分，大陆已迅速追上台湾。与此同时，紫光等大陆企业谋求进入台湾市场，台积电、欣铨等半导体企业在大陆设厂，也对台湾半导体产业中高端人才形成了强大吸引力，前联电执行长孙世伟、晨星半导体创办人杨伟毅加入中国大陆的紫光集团，华亚科有上百名工程师集体跳槽到紫光集团入股的长江存储和合肥长鑫。
而与半导体产业紧密相关的、基于互联网和高新技术的高科技新兴产业也存在类似趋势。3月8日，鸿海子公司富士康工业互联网（FII）的上市申请在大陆证监会“光速过关”，而此前，2017年7月，鸿海子公司鸿腾精密赴港挂牌；10月，全球第二大印刷电路板厂商臻鼎，也切出子公司鹏鼎在深圳上市。由于鸿海和富士康在两岸的重要地位，两岸资本市场落差带来的连锁效应，恐将涵盖两岸资本、技术、业务、人才、乃至产业链的整体性转移。未来，两岸资本市场的规模和本益比落差，不但可能冲击鸿海对FII的主导权，也可能通过更高的员工配股吸引鸿海员工在大陆就任。而鸿海自称，赴陆上市是“因应大陆网路通讯及云计算市场的快速崛起，拓展大陆相关产业市场”，其投资计划涵盖传统的电子制造业到5G、物联网、智慧制造、云计算和工业网路平台构建等新经济领域，这不但符合大陆“十三五规划”的产业发展方向，也与台湾急于推动的产业升级高度重迭。《若干措施》的出台势必加速这一产业转移趋势。毕竟，台湾电子资讯产业出口占比近四成，可能的“产业空洞化”危机，将是对施政无方、举步维艰而将政治合法性托付于意识形态斗争和“产业升级、就业复苏”的蔡当局，以及长期以来被“亲绿”台商滋养的“台独”力量，形成沉重打击。
对此，有台媒责怪大陆新政将淡化台商与台湾的连接，弱化台湾股市的国际地位。但事实上，正如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丰所言，台湾经济和政治上的结构性问题才是台商用脚投票的根本原因。蔡当局对台湾经营环境恶化、“五缺”等问题束手无策，反而受民粹裹挟“把资方当敌人”，再加上“新南向政策”不切实际、缘木求鱼，势必加速台湾大型企业“西进”的脚步。从鸿海的角度来看大陆，宏观政策有“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高本益比的股票市场、雄厚的投资市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及第二大经济体、同文同种的经营模式、相对便宜的人力资源，再加上《若干措施》的催化，登陆是郭台铭的必然选择，也是绝大多数台湾企业的必然思维。
二是广纳台湾资本参与大陆金融市场改革。《若干措施》包括三项扩大两岸金融开放与合作的措施。以目前两岸关系来看，涉及两岸电子支付机构的开放、开放台资银行发行银联卡及双边联征资料开放调阅等政策，由于蔡当局政治敏感性较高且缺乏两岸沟通管道，短期实现仍有障碍。但允许台资银行与中国同业协作，通过银行联贷等方式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等同于开放台资银行在中国的放款业务。当前两岸联贷合作多由外资银行主办，由于岛内资金剩余多，如果由陆银或台银相互主导规模较大的联贷案，将可为岛内人民币资金增添出路，增进台湾资金运用效益，提高银行净利差及利息收入，增添未来岛内金融业获利增长的想像空间。在大陆设点的富邦、一银等13家银行可望率先受惠。
因此，惠台新政立刻在台湾资本市场引发回响。其中，台资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等领域享有同等待遇，满足特定条件更享有税赋减免、投资及研发费用抵税等优惠。由于这一规划将发展智慧制造、高阶制造装备、工业机器人等产业列为重要政策，将大幅提升对自动化、机器人的需求，因此，将大陆作为最大出口市场的台湾工具机产业股，特别是已前进大陆的业者，如亚崴、程泰将成为受惠者。此外，消费电子、金融等族群，钢铁、塑化、水泥等原物料族，以及升华等新兴文创股也是赢家。3月的台湾股市，亚泥受惠大陆水泥产业去产能严格执行和“31条”后的基建商机，涨幅超过4%；圣晖受益于大陆半导体、光电及面板等产业客户对无尘室、机电工程的强劲需求也被市场看好。
更让业界震撼的则是FII在大陆A股创纪录的“跑步上市”。长期以来，大陆股市筹资容易和高本益比是对台商的致命吸引力，但通过审查却并不容易。迄今为止，在A股上市台商共计28家，去年仅核准3家。去年底，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就已在成都预告，大陆将推动台商在大陆上市，希望未来能在大陆股市形成“台企类股”。作为新经济的“独角兽”，鸿海上市生逢其时，适用了此前证监会“即报即审”的新规定而得以“插队保送”，未来若以本益比30倍估算，FII挂牌后市值可超过人民币5000亿元，将超过A股龙头海康威视约人民币3500亿元的市值。郭台铭身家也将从85亿美元、全球排名第181，翻倍为196.88亿美元，排名蹿升至第55，超越韩国首富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日本第二大富豪优衣库老板柳井正等。如果《若干措施》进一步扩大FII的头香效应，预计将有更多指标台商选择在台湾下市或切割部分事业，出现打包赴A股上市的风潮。此外，6月，A股将被MSCI新兴指数纳入，也将大增国际能见度和对台资的吸引力。
更深层次来看，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一环，大陆在今年推出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后，升级大资本市场也是合乎逻辑的改革行动。而扭转“新经济独角兽”“境内赚钱、境外分红”的现象，力促其回归A股，可谓是这一改革的起手式。因此，“惠台政策”是大陆整合两岸市场要素、参与全球竞争大格局的一个环节和过程，而并非以所谓“穷台”、“虚台”为宗旨。未来，大陆的“一带一路”等战略性的重大发展计划和专案也将逐渐将“直接惠台”纳入进程，绕过蔡当局直接与台湾社会和民众进行对话。
三是促进两岸文化的产业对接与价值共构。由于对两岸长期陷入“冷对抗”的预期，一段时间以来，许多落户北京的台湾影视人都预计“2018是严寒的一年”，除了已经站稳市场的大咖，后来者机会渺茫，业界甚至还流传着“配额缩减”、“尽量不用台湾人士”的耳语。《若干措施》的出台则打破了台湾业者的疑虑，让他们感受到了“春暖花开”的善意和喜悦，也预期台湾影视产业将进一步提高在大陆市场的能见度和占有率。
《若干措施》大幅放宽了两岸合作摄制影视剧的主创人员、大陆元素、投资比例和故事题材等方面的限制；取消了电影合拍立项申报费用，缩短两岸电视剧合拍立项阶段故事梗概审批时限；并对台湾图书进口业务建立绿色通道，简化进口审批流程。其中有些条款，从2004年的《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到2013年的《关于加强海峡两岸电影合作管理的现行办法》，就已在不断做出松绑；而两岸影视产业的合作探索，则是实践走在了规范的前面。此次，《若干措施》首次完全放开相关限制，并让业已存在的两岸影视合作“实至名归”。空前的开放也为两岸影视合作带来了全新的契机。例如，虽然进口片配额不受限制，但台湾制片人更青睐可以自主选择档期的合拍片。今后，他们不必为了迎合审查而“硬搭一些奇怪的角色或场景”，可以更为自如地发挥其在创意方面的优势。而台湾制作人擅长的“小而美”的文艺片，也将获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若干措施》立刻引发台湾业界回响。台厂如华研、霹雳、升华等都纷纷表露分食大陆市场大饼的渴望和想像，筹画新的投资布局。百聿提出将与大陆的指标性流媒体平台结盟合作，近年积极耕耘大陆市场的霹雳则将强化真人剧的合作强度。而岛内本土文化产业也在孕育新机。例如，在台湾陷入“剧本荒”的时代，大陆线上影音业者爱奇艺进入台湾市场后，则携手台视、东森等“网台联动”启动“百万袋鼠计划”，扶植培育台湾本土导编演人才。
不过，大陆文化产业市场虽方兴未艾，但在影视产业等领域却也出现了近乎饱和程度的激烈竞争。大陆电影2017年总票房近600亿人民币，其中，台湾影星彭于晏挑梁3部片《乘风破浪》、《悟空传》、《明月几时有》收进15亿；而陈国富、陈正道等优秀的台湾电影主创者却在激烈的竞争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新的惠台政策大幅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之后，台湾影视人必将迎来空前的机遇，但仍需保持市场竞争力的锤炼和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对于大陆空前的政策力度，岛内舆论难免做出“影视产业上下游被连根拔起”的条件反射。诚然，市场经济有其自然的要素流动规律，但《若干措施》着墨文化产业并不在于“掏空”，而是要通过两岸产业界扩大交流合作，在融合发展中共同丰富发展、共同建构中华文化软实力和价值追求。两岸文化历史一脉相传，《若干措施》同样有可能引发两岸对传统文化的共同保护和推广的飞跃。台湾的庙宇随处可见，其雕梁画栋多承袭自福建泉州、厦门；歌仔戏、舞空竹、抢头香等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台湾的高水准教师可以来陆推广，甚至申报非遗文化传承人；台湾的文创产品优惠也有望加速通过审批。可以说，《若干措施》以宏大的视野，展现了两岸文化合作的广阔格局与未来。
而台湾虽长期以文化软实力为傲，但在岛内政治因素和所谓“主体意识”的干扰下，正在逐渐远离中华文化的“道统继承”和“叙事诠释”身份，无法放大精神格局，也欠缺与国际和华人文化圈连结。过度而偏狭地强调“台湾主体”身份，导致台湾文化产业只能一头扎入岛内狭小市场，躲进当局补助的小确幸，在同温层内抱团取暖，陷入了低成本拼低收视率的闭环，这是近年来，台湾影视业者选择“胜利大逃亡”的深层原因。2018年的元旦，几乎所有台湾演艺圈大咖艺人云集大陆跨年晚会：久未合体的S.H.E在浙江卫视，费玉清与王力宏在东方卫视，李宗盛、周华健、张信哲等在江苏卫视，蔡依林、罗志祥和张惠妹则在湖南卫视。可见，大陆有能力引领、容纳两岸文化产业的共创再造与融合发展，而台湾的人才、经验、创意、技术和地域特质可以为这一进程注入活水，江河入海方能成其大流。而文化产品所承载和传递的中华文化共同价值观，也是两岸心灵契合的不竭源泉。
四是加速教育产业对接和人才流动。此次《若干措施》中有19条措施是着力于为台湾同胞在陆学习、创业、就业和生活提供同等待遇。包括鼓励台湾教师到大陆大学任教，在台取得的成果可以纳入评鉴，开放台湾研究人员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四类科研基金，以及参与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的机会等。
这其中不少措施，事实上是将现有的做法进一步明确化、明文化。例如，台湾大学电机资讯学院早已有多位教授获邀大陆高校的“千人计划”或省级的讲座教授，年薪多在1至200万人民币左右，外加优渥的房屋津贴和家人的就业就学服务。平均而言，大陆高校往往能对台湾教师开出近两倍的年薪。台“中研院研究员”彭信坤举例称，他认识的一位台大经研所博士毕业生在台难求一职，却获得大陆山东大学40万人民币年薪的邀请。此次《若干措施》还特别着墨两岸医疗合作。台湾有医疗尖端技术、顶尖人才，自费医疗市场经验丰富；两岸民众有类似的疾病和照护需求，两岸医疗合作也存在共同进步的利基。尽管去年的民间医学交流大幅受挫，但《若干措施》的出台，有望激发更多台湾医学人才到大陆试水温。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高瑞华表示，他近日每天收到上百个来陆工作的谘询，其中不少是医疗、金融专业人才。而以推动学生赴陆实习多年的台湾实践大学为例，约有75%的实习学生再回到大陆工作；而在大陆求学的硕博士生因已有人脉，留陆工作者为近8成。此外，《若干措施》提出对台开放台湾专业人才市场就业与强化人才就业媒合机制，例如向台湾居民开放报名参加大陆53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和81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考试，为方便台湾人才在大陆应聘工作，推动各类人事人才网站和企业线上招聘做系统升级，支持台湾专业人才使用台胞证注册登录，预期也将扩展卡式台胞证申请量。
然而，在台当局各种苛规严矩的限制下，台湾高校教师虽有高度“西进意愿”，却也步履艰难。具体而言，岛内的公校教师因受到当局法令限制，无法自由来陆，轻则饭碗不保，重则“有触法之虞”。但相对于编制内的现职教师，博士毕业生、兼职教师、私校教师及已退休教师则更具来陆倾向。台湾的少子化导致师资力量相对过剩、竞争激烈。因此，大多学校对增聘教师订下的条件较为严苛，甫获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恐怕无法取得教职，因此，较容易受大陆高薪吸引。但台湾教育界认为，相比于“成熟后可能归台”的年轻博士，更富资源、经验的退休教授来陆的影响更大。公立大学退休教师若赴私校任教，就会被打成“双薪肥猫”而无法领取退休金，而军公教“年金改革”又大幅砍掉退休金，因此，这一群体“西进”意向也最高。
不过，可以预见，惠台新政的逐渐落实，将重构两岸人才流动的速率、面向和结构。1990年代以来，涓滴成流的台湾青年世代“西进出走”脉动，已逐渐由自发型转为外力驱动型，呈现出层次抬升与多元面向的趋势，一方面，能力、经验较多的高级人才比重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创业者和求学者的增加，年龄层次不断下压。而《若干措施》的惠台新政将进一步扩大这种趋势。有台学者预测，未来两年内，台湾“高等智慧人才资本”，和“未来潜在智慧人才资本”的“西进”人数比重将出现倍数跃升，总数可能高达50万人，甚至有可能演变成岛内新世代人力资本的结构性大流失。而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产业中坚，因事业需要而常驻或频繁往来于大陆，并与大陆市场和社会发展出绵密的合作关系。而随着直接受聘于大陆企事业单位的台湾人士，以及拥有各种证照、资质的台籍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提高，也将逐渐打破目前以台商、台干、台生为主的在陆台胞人员结构。台湾人士在大陆的职业生涯和人生轨迹将出现更加广阔的可能性。
岛内有舆论称，《若干措施》将会掏空台湾的人力资本，是“笨台”政策，这种指责实为本末倒置。大陆释出的利多是一针催化剂，但本身驱策台湾青年出走乃至形成“空巢危机”的背后，是台湾自身结构性的治理失灵、经济停滞、产业空洞、人际依附、劳资矛盾、低薪困境和学用落差。有台湾青年在Facebook上发文称，自己在求职、就业中深刻地体会到了压抑而险峻的现实环境，政治恶斗、产业停滞、业者保守的后果，由低薪一代来买单，台湾最具发展潜力的年轻一代与台湾只剩下“情感维系”。而当他们走到大陆，又体会到了岛外进步和台湾的坐井观天，其所学在台湾完全不适用，“只能退休了回来养老”。作者称，与其被打上“天然独”标签，更愿意称自己是被边缘化的“天然亡”一代。
而对于高层次的精英人才来说，他们在物质回报层次之外，更需要广阔的空间和舞台，更看重职业的挑战性和自由度。但台当局一贯在政治经济上偏安一隅的“小确幸”格局，使其格格不入。例如，蔡当局因“等不及”而叫停一个精密半导体仪器的研发计划，而要求做一个“短期内可以卖钱的技术”；为“新南向政策”、“转型正义”而将学术资助重心放在东南亚国家和少数民族相关研究，不加掩饰地排斥两岸和大陆相关研究；更不要说绿营将手伸进校园，闹出“一种承诺书”、“台大校长案”等政治干预事件。这样的学术科研氛围很难满足精英人才的成就需求，也难以让台湾的产业更上一层楼。因此，无论是否有“惠台31条”，台湾人才的出走潮和“渐冻症”都客观存在，也自然会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围猎”。例如，台大副教务长康仕仲近日就被加拿大大学以十倍研究经费挖角。
五、两岸从深化交流融合到实现国家统一仍是长期进程
虽然可以预期大陆惠台新政将从多个层次和领域深化两岸的人民、产业与社会的深度融合，并将逐渐重塑两岸关系的面貌。但从政策纲目、政策细节、政策落实、配套保障、整体协同，到台胞在大陆生活发展的良性生态的构建，以及从共同利益到共同认知的凝聚，仍将会是充满变数的漫长过程。争取民心向背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大陆不但将面临国家认同、价值诉求和治理能力的持续挑战，也要应对越发频繁的外部干预风险。
一是经济社会融合距离国族认同仍有距离，涉台政策落实是关键。作为顶层设计的政治原则和制度安排与中观层次的公共政策体系分别作用在两岸关系的不同层面，以平等、普惠和融合为特点的“涉台公共政策体系”虽然在社会与经济层次能够立竿见影，但世界史也多次例证，有限的历史时段内，共同市场、利益和文化的耦合不必然外溢出共同的国族认同与政治认知。因此，《若干措施》强调了“中华文化”而不触及政治认同的硬核层面，提出“同等待遇”等优惠措施，是希望促进更多两岸交流，让台湾民众从改变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开始，逐步理解和认同大陆。
未来，大陆还需继续修炼“内功”，止于至善，以更持续的发展叙事和更包容性的价值论述来触动人心、赢取认同。更具体地，涉台政策只有扎实落实、推陈出新，才能打消岛内部分人士“口惠而实不至”的疑虑。在绿营刻意制造的“害台”、“穷台”舆论，以及长期以来在岛内弥散的“恐共”、反“红色供应链”和“反统战”等思维惯性和情绪反应下，有的深绿极端分子放话“饿死不吃中国食”，而有的台商和台青则仅将大陆视为与美、日相仿的全球化市场，或一个条件优渥的“镀金吸金”平台，甚至存在“到大陆赚人民币与台湾主体认同不冲突”、“赚够钱就回台湾”的矛盾、投机心态。针对此，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将新政策通过立法形式予以确立，以政绩指标方式作为保障，确保良法美意能够精准传达；针对台胞思维方式和“幸福敏感点”的差异，通过岛内外舆论、学者对政策进行科学化、人性化的政策解读与推广，化解“统战”攻讦的负效应。
二是纳入多种干扰变数，预先部署反遏制工作。大陆除要持续克难推动政策落地，还需曲突徙薪地防范岛内外势力对这一体系的破坏，其一，蔡当局的体系化反制手段。《若干政策》出台后，蔡当局第一时间就拉高到“国安”层级进行应对，并在充满敌意的对抗思维下，几经口水与计算后，由行政部门将“31条”定性为“利中（潜台词：‘害台’）策略”，推出“八大强台策略”，包括“提升学研人才奖励、强化新创发展动能、强化员工奖酬工具、优化医事人员工作环境、加强保护营业秘密、强化产业创新升级、扩大股市动能和发展影视产业”等，预计未来将在产业层面针锋相对地祭出“政策对政策”的反制措施，全力抵抗大陆“磁吸”效应。这些说法虽然多属刻舟求剑的陈词滥调，但仍有可能在实务和操作层面对大陆新政构成阻力。更实质的是，台陆委会此前已将针对“大陆对台‘一代一线’统战、渗透及人才磁吸”的重点防控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台立法机构也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订列入今年的重点工作，目的都是以“防范敌方渗透”角度，从制度和法制层面加强“两岸防卫机制”。《若干措施》出台后，台当局这方面的动作势必加大，甚至不能排除绿营在选举年借相关议题挑动“公投”操作，增加两岸关系风险。
其二，外部势力的干预和对冲效应。美西方国家“亲台”势力正通过“挺台”政策或表态，拉台湾进一步单边滑向美日，以抵消大陆“惠台”政策效应。在《若干措施》出台同时，美国国内“亲台派”加速推动“与台湾交往法案（台称‘台湾旅行法案’）”闯关生效，试图对冲大陆新政影响，人为、刻意地制造某种“台海博弈均衡”，从而遏制台湾民众向大陆迁移。无独有偶，2017年，美国在与台湾“相互免签”后，又将台湾列为其“快速通关计划”一员，这些举措都可以被视为美台民间交往深化、外溢为“事实一体化”和“准官方关系”进程的一部分，是试图以“美台社会融合”，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施加反作用力。再加上双方在战略反导、情报共享等领域的加速合作给台湾带来的“准同盟想像”，外部力量的“软硬两手”是大陆今后任何对台政策所必须纳入沙盘推演的关键变数。新政逐渐落实，势必将影响两岸和岛内外走势，大陆应做好后续第二波、第三波的政策安排与法律因应。
无论有多少有形无形的手在干预，资本与人才的流动仍将遵循“自由市场”原则。正所谓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在两岸治理能力和发展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当下，与其说大陆惠台政策将“掏空台湾的人才资本”，不如说，在大陆全方位、多层次、高格局的人才政策，与短视、平庸、狭隘的台当局政策的较量中，大陆逐渐掏空的是“台湾的民心向背资本”。《若干措施》在岛内舆论场引发的风暴式大辩论，已经清晰可见岛内民众对于蔡当局“污名化、筑高墙”的应对思维的不满，对两岸当局执政效能反差的切身有感，而郑文灿、苏焕智等绿营人士对惠台新政所作出的反应和评论，似乎也在展现大陆惠台政策已经开始萌发对于岛内的政治偏好和选举议题转向的引导力。可以说，《若干措施》如何重塑两岸关系的面貌与内涵，目前仍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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