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智库：中美危机管理的战略选择
中评社香港10月21日电/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战略谘询中心副主任、军事学博士赵景芳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发表专文《新时代中美安全危机管理的战略选择》。作者认为：“在中美全面战略竞争背景下，新时代中美关系中的危机面将显着上升，中美在诸多热点问题上面临擦枪走火的严重可能。因此，为有效管理中美安全危机，最大程度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和维护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应该以危机管控来稳定中美竞争，力避两国关系在敌意螺旋中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甚至战争深渊。”文章内容如下：
一、中美战略竞争，其本质是体系竞争
以贸易战为突出表现的中美战略竞争，其本质是体系竞争。体系竞争的最突出特点和较高烈度的形式是危机与冲突，其背后的根本动因是中美两国对各自在亚太乃至全球影响力的相互调试。
具体来看，2018年年初以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多份战略报告出台和中美贸易战逐步开打，中美关系进入全面竞争的新时代，美对华关系中竞争、排斥、遏制的一面明显上升，中美安全领域面临的潜在危机与冲突也显着加大。这一背景下，危机管理正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减压阀”和双边关系中重要而紧迫的现实议题。针对中美未来在台海、南海、东海、朝鲜半岛、“一带一路”等方向上的潜在危机与冲突，中美安全危机管理应以确立危机管理的战略指导为先导、以强化危机预防为基础、以达成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推进完善机制化建设为重点、以对现实中可能爆发危机的精准管控为紧要任务，对中美安全危机进行系统化、精细化管理，以此防止中美关系的战略漂移，积极主动塑造中美关系未来。
二、增强危机管理的意识和紧迫感，尽早明确中美安全危机管理的战略指导
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各种危机风险点，中国应该总体上明确危机管理的战略指导。所谓危机管理战略指导，是指在危机矛盾运动的动态过程中，危机决策者在不断变化的情势和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条件下，进行的以争夺危机博弈主动权、主导权为核心的斗争。①明确危机管理战略指导有利于增强危机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减少被动性、盲目性；有利于提高危机决策品质和决策效率。
首先，要明确指导思想，即通过危机管理进行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进行战略再保证，将危机管理作为保持中美关系基本稳定的“稳定器”和“减压阀”，以及寻找破解“修昔底德陷阱”重要“钥匙”的过程。正如美国专家史文近期在美《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的，当前中国人的自信以及中美两国的不安全感相互交织，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关键时刻，两国在不损害至关重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需要通过实质性而非仅仅口头的保证和在关键问题上的妥协，创造积极的势头，从而扭转两国关系的螺旋式下降趋势。中短期内，这一艰巨任务对美中政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如果要避免未来发生严重危机甚至冲突，这是必须做到的。②
其次，针对新时代中美爆发安全危机的前景，中方可明确对中美安全危机管理的基本指导原则为：“积极预防、确保底线、以控为要、综合施策、破立并举、有效稳局”。所谓积极预防，是指战略指导重心前移，确立“预则立、不预则废”思想，对中美关系重大风险进行梳理，并立足最复杂最困难情况，做好预先防范工作。确保底线，就是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动摇，但另一方面也要积极维持和稳定中美关系大局，避免中美之间发生大战。以控为要，是指危机管理的总目标是要控制危机危险升级以致失控而滑向战争。综合施策，是指危机管理采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舆论等多种手段对中美安全危机进行管理。破立并举，是指在中美安全危机管理中绝不能一味妥协和忍让，还必须积极斗争和适当破局，以非理性回应非理性，迫使对手回归理性。有效稳局，就是通过危机管控的整个过程，最终将中美关系稳定在一个新的更加平衡的动态水准之上，而不是使中美关系破裂，最终走向战争。
三、着眼维持和增强中美战略互信、降低战略互疑，不断强化中美安全危机的预防工作
俗话说，“上医治未病”。最高明的危机管理，不在于危机形成和爆发后的干预，而在于及早将其剪除于萌芽状态。危机的预防是从源头上对危机进行管控，是危机管理的首要环节。抓住这个环节，整个危机管理就有了一个好的开端。通过长期的危机管理实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预防胜于救治”的道理。联合国第五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强调预防冲突的重要性时也曾提出，“一盎司的预防价值相当于一磅的治疗”。③为了有效事前防范危机的发生，应把握以下方面：
一是中美双方应对当前和今后的可能危机及其管理议题达成基本谅解（common understanding）。
目前，中美双方对于危机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稳定两国关系的地位作用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习近平主席多次谈到中美关系都明确指出要加强危机管控。2018年6月27日，习主席在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时指出，“自古知兵非好战，加强两军各层次的交往和机制建设，有利于消除疑虑，防止误解误判和意外事件。希望两军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合作，管控风险，推动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美方也强调危机管控的意义。马蒂斯表示，“美方愿以美中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扩大互利合作，管控分歧风险，避免冲突对抗”。④中美双方还应就危机及危机管理的基本术语、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等重要议题展开研讨并形成共识。针对两国高层就危机管控达成的广泛共识，中美职能部门应围绕某些重大潜在危机进行危机沟通和危机稳定等管控机制的建立。
二是强化信任建立措施，加强国家间宏观层面战略互信。
针对有重点地加强信任建立措施，增强有关国家间战略互信，是危机预防的现实手段和途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应当着力加强以下三方面措施：
第一种是沟通性措施，即通过首脑会晤、战略磋商与对话、建立热线、军事人员与机构交流等渠道，与美方保持常态化沟通。
第二种是透明性措施，即通过政府文件、国防白皮书、国防新闻发布、军事演习预先通报、加入联合国武器登记系统和邀请观察员参观演习等措施，公布军事能力与部队活动资料，保持军事行动的透明、把己方的意图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于众，消除相互猜疑。
第三种是限制性措施，即通过建立防空识别区、空中高度保留区、禁止没有事先通报的军事行动、禁止在某些隔离区从事军事活动以及协商制定海空相遇行动规则、明确限制性措施规避行动风险等加强信任措施，对外表现出行动上的克制与诚意。
三是加强操作和行动层面的预防措施。
事先做好危机预测预警，熟悉各种预备方案，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者在危机决策中的不确定感，增加危机处置的主动权。比如，平时要保持有效的危机预测预警。对中美潜在安全危机进行跟踪研究和信息积累，将风险因素筛选出来并进行管理，从而形成风险降低（risk reduction）活动。具体行动包括：通过各种途径不间断地掌握相关情报信息，实施即时跟踪和监测，并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科学分析，把对安全事态发展中相对微弱或孤立的风险信号及时识别出来，变意料之外为预料之中。一旦确认有的风险可能引发危机，应及时发出预警并上报分析报告。⑤再比如，拟定灵活应对的多种预案。预先构想危机爆发的方向、方式、规模、危害，并且准备好多套应急方案。一旦危机发生，则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近方案，从而缩短决策过程，提高反应速度，避免事发第一时间内束手无策或举措失当。还比如，行动展开前组织模拟演练。计划制定后，要按计划进行模拟演练，以使其与可能出现的危机更吻合。可采用电脑类比、沙盘推演、角色模拟作业和情景应对训练等多种方式，使危机处理人员置身于危机模拟环境，训练其应对危机的能力。如进行快速反应训练，突出危机处置的时效性要求；进行适应性训练，锻炼演习人员的心理素质和提高在恶劣条件下组织与实施危机管理的能力；组织综合演练，提高危机管理统率机关处置危机事件的组织指挥能力、跨部门综合保障及相互协同的能力等。另外，为减少计划中的不确定性和可变数，平时应积极收集和研究整理可能危机对抗地域及对手的各种信息，不断充实完善危机应对计划。
四、提升双方对危机管理的认知，尽快达成中美安全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
2007年，张沱生和史文在分析中美安全危机时提出危机管理的八项基本原则，包括保持直接沟通渠道畅通，发出具体、清晰的信号；确定有限目标以及达成这些目标的有限手段，为双方保留面子和回旋余地；保持选择的灵活性，缓慢升级，做出对称性反应；基于利益原则而非意识形态原则；进行自我约束，不要对对方所有挑衅行动都做出反应；慎用高压手段和最后通牒，为对手保留退路；将大的、难以解决的争议分解为局部的、可以管理的问题；预先考虑到己方行动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⑥总的看，这些原则是可信可行的。
但危机是一个对抗、博弈与合作的过程。因此，对中方而言，还要适当强调危机管理的斗争性，即在危机处理的讨价还价中，应坚持必要的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策略，以此展示坚定决心，但要力避陷入“以超强硬对强硬”的恶性循环；同时要发展强大的军事威慑能力，有效慑止对手轻易制造危机。
危机爆发后要善于恰当地使用军事力量，增加危机管控的主动权；善于综合管控危机，将危机的纵向升级和横向升级相结合，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种方式强化管控的力量和手段等。在危机管理中，还要特别注意行动的合法性，坚持依据必要的国际法、国内法和相关双多边条约行事；善于引导舆论，而不是被舆论所裹挟，从而屈服于舆论的压力；强化对一线的有效管控，力避己方被拖入毫无准备的危机当中；增加对对手感性认识的洞察力，保持目标选择的弹性空间；加强与美国盟友的联系和对话，力争将第三方因素的干扰降至最低等。
五、完善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机制化建设，不断提升危机管控能力
为有效预防和处置危机，应注意内部及对美双多边危机管理机制，加强共同处理双多边突发事件的专业性和系统性，防范突发事件对双边关系造成全局性和战略性冲击。
一是在“国安委”体系下，提升国安办的危机管控职能，加强国家与军队专业化危机管理机构及应对力量的建设，并整合统筹各重要部门间的情报职能。充分发挥“智库”的“外脑”作用，促进职能部门与“智库”专家团队对危机决策的“双轮驱动”，并适时需要建立高端、权威、即时的危机研判机构，为危机决策谘询和应对提供制度化和程序化保障。
二是充分发挥中美双方在最高层和职能部门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沟通机制的作用，如首脑热线、国防部直通电话、紧急联络磋商、特使、第二轨道等，在第一时间、地点及时就突发事件建立联系、控制事态，避免简单问题复杂化、尖锐化和向危机的转化。当前，应着力拓展多领域多层级多渠道的沟通，无论是平时和危机时都要保有渠道即时绝对畅通，确保沟通机制的有效性、及时性和可靠性。
三是加强中美安全危机管理的学术交流机制。充分利用现有一轨半渠道，拓展一轨、二轨渠道，加强中美学界对双多边危机及其管控的理论探讨、风险评估、热点分析、桌面推演和危机实案想定作业，通过共同危机预研为自身提供可供参考的危机管控经验及启示。此外，还要强化军事力量建设和实战化准备以及国内安保力量建设，为管控危机提供保底性手段。
六、着眼现实中可能爆发的危机，提升对中美安全危机的精准管控策略
着眼未来中美可能在台海、南海、东海以及朝鲜半岛方向发生的危机，注意不断改进策略，进行精准有效管控：
一是针对中美维护领土领海主权与实施“航行和飞越自由行动”或履行支持盟友的条约义务的不同主张诉求，双方应注意多以政策宣示而非具体挑衅性行动来展示自身立场。
二是中方应充分利用电脑手段对重点方向上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反复模拟和推演，制订阻止危机、控制危机、应对危机的多重预案，以应对复杂局面。
三是推动中美之间就可能发生的安全危机进行桌面推演，以展示安全风险，提升双方对于危机的自觉管控动力以及管控能力。
四是控制好随机性安全风险，推动双方共同努力，控制军事手段在南海斗争中地位的过度上升。
七、结语
总之，对国家间关系而言，从敌意的积累到完成战争准备，在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存在一个临界点；而对这一临界点的管理，正是人类塑造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关节点，也是人类摆脱历史宿命的关键所在。
思考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困境，还是要回到问题的原点。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概括的，“10年、20年后，一个既存的大国（美国）和一个兴起的大国（中国）究竟应当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应当如何实行合作？这是超越两国目前许多争论的最重要的战略问题。”⑦也如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所言，“中美关系既是合作性的也是竞争性的。二者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冲突并不一定。”⑧如果我们采取对两国历史和人类命运负责任态度的话，中美之间应该避免大国霸权战争的悲剧；而其中重要一环是深入推进中美安全危机管理的理论研究和相关实务工作。
注释：
①该定义借鉴了军事科学院李际钧将军对战略指导的界定，参见李际钧：《军事战略思维（增订版）》，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页。
②[美]史文：《美国无法承受妖魔化中国代价》，载《中国评论网》2018年7月5日，http://www.crntt.com/doc/1051/2/3/3/105123341.html，登陆时间：2018年7月20日。
③转引自刘文祥：《论联合国的预防性外交》，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
④《习近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6/27/c_1123046180.htm。登陆时间：2018年6月28日。
⑤参见肖天亮：《战争控制问题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⑥张沱生、[美]史文：《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⑦Joseph S. Nye, "China's Re-Emergence and th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Survival, Vol.39, No.4, Winter 1997/1998, pp.65-79.
⑧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 The MIT Press: 2013 ),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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